误会还是蓄意歪曲?关於元代的六大谎言(二)

2、蒙古人杀汉人只赔驴价问题

关於这一点，吾只知此说法流传甚广，亦充斥于各种教科书，却不见其最早出处为何。但毫无疑问，此说法亦为具有普遍影响之关於元代谣言之一。那麼，事实究竟如何，下面将加以说明。

要谈及此问题，首先应当从元代司法制度情况开始予以分析。而要分析此问题，首先要讨论的第一点，便是元代法律制度中的“烧埋银”制度。

“烧埋银”之含义，乃是由罪犯偿付一定数额的金钱给被害者亲属，以作丧事只用。“烧埋银”制度，本为中国古代汉族法律体系所无，而是来自于蒙古族传统习惯法中的“命价”制度。然而，在蒙元入主中原之后，此制度亦发生了演变。

《元史·刑法志》中所载之元代五刑，为“笞、杖、流、徒、死”，与中国古代其他朝代的刑法并无二致，此五刑乃是司法中之主刑。因此可见，烧埋银制度并非元代司法制度中之主刑。

纵观《元史·刑法志四·杀伤》篇目所罗列之具体罪名中，凡属人命案者，均需徵收烧埋银，且对徵收对象，并无民族身份之特殊规定。此外，烧埋银亦非单独之刑罚，而是附加于主刑之上的刑罚，例如：“诸杀人者死，仍于家属征烧埋银五十两给苦主”。因此可见，烧埋银制度在元代法律中，并非是一主刑，而是具有附加刑和赔偿性质之制度。一如现代司法制度中所谓“刑事责任附带民事责任”之性质。

烧埋银制度虽起源于蒙古族传统之“命价”制度，但在蒙元入主中原之后，这一制度与中原传统法制结合，其性质和作用已大相径庭。因为按照蒙古传统习惯法而言，命价可以抵罪，乃是主刑。但在元代法律制度之中，烧埋银却是附加刑，不能抵偿本罪，具有民事赔偿性质。这一点不但较蒙古族传统习惯法有了很大进步，而且较之中国古代其他朝代的司法制度，亦是一伟大创举和进步。烧埋银制度，不但适用于斗殴凶杀案件，亦适用于其他致人死命之情形。例如，按照元代法律规定，医疗事故、嫌犯在拘押期间被刑讯致死等情况，均亦需徵收烧埋银。因此，元代的“烧埋银”制度，不但并非是民族压迫制度的产物，而且乃是元代法律制度中的一个闪光点。这在中国古代司法制度上不仅空前，亦为绝后。明清以降，又无烧埋银制度，虽在司法实践中亦时有实行，然而在立法理念上，不得不说较之元代又发生了倒退。

事实上，所谓“蒙古人杀汉人只赔偿驴价”的说法，笔者认为，应当来自如下一条：“诸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死汉人者，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元史·刑法志四·杀伤》)除此之外，其他罪名中，均无关於罪犯民族身份之规定。然而，这一条罪名，亦有值得商榷之处。首先，这一罪名界定了案件发生情形，即“因争及乘醉殴死汉人者”，也就是说，应当具备以下几个条件：1、事出有因：争执、醉酒;2、殴打致死。这一界定，与《元史·刑法志四·杀伤》所规定的第一条“诸杀人者死”并无冲突。或者说，这一规定，实际上指的并非是“故意杀人罪”，而是“伤害致死罪”。如果蒙古人故意杀死汉人，那麼依照元代法律，亦属於死刑，而非“断罚充军”就能了事。此外，按元制，烧埋银之标准为白银五十两。由於白银是从清代才由欧洲大量流入中国，因此元代之银价较之后来要贵得多，按照元人笔记记载，有些罪犯家中因赔偿烧埋银，而不得不将“女孩儿折烧埋银”。可见，五十两烧埋银，在当时殊为不菲，绝非区区驴价所能抵偿。

当然，这里并非就是说元代司法制度就不存在民族压迫制度。事实上，烧埋银之瑜，并不能掩饰他处之瑕。元代法律中公然规定，“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有司”，就证明了蒙汉两族在元代法律体系中的不平等性。此外，前面笔者所述之“乘醉杀人”，在司法实践中，亦会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些蒙古人减轻罪责之护身符，因为“如争执、醉酒”等情形，既不好界定，按照现代法律理念而言，亦不属於可以宽减的“过失”情形。这一点，既可以说是元代立法者在观念上还不够科学，但也未尝不是民族不平等，故意开后门的一种体现。但以上却均与烧埋银制度本身无关。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在元代法律体系中是客观存在的，但并非如传言所谓那样“元代蒙古人杀汉人赔钱即可了事”，而且烧埋银制度，确是元代法律制度中可贵的、值得赞许的特色和进步之处。

注：关於烧埋银制度的再说明：元代法律规定，烧埋银基准为五十两白银，某些情况下亦有加倍徵收之规定。适用於各种涉及人命的案件，烧埋银由被告或其家属直接偿付苦主，如被告方无力偿付，则由官府代为偿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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