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史学历程即将终结。这是中国史学取得巨大成绩的学术历程。缤纷的史学名著和杰出的史学名家构建了这条辉煌大道上的座座丰碑。从旧史学到新史学的巨变，空前地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时代风云和政治斗争直接间接给予史学的影响，从正反两方面给予史学以正负两方面的效应。传统史学与外来史学思潮的冲撞、交流和融合，使中华史坛上出现两千多年来未曾有过的波澜。无论是纵向的比照或横向的对比，学术史家都不能否定20世纪史学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两千年中国史学在总结和演变过程中的一个关节点。处在这一关节点上的当代中国史学工作者，虽然难以把握中国史坛一个世纪来的变化的全过程，但毕竟承受着本世纪夕照的余辉，又面临着即将显露的21世纪的晨曦。他们有义务也有责任追溯和反思：20世纪中国史学的基本走向是什么？其学术观念、学术方法有什么演进？演进的动力是什么？20世纪中国史学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作出了什么贡献？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学应当承担什么社会责任？其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以个人的才力全面、准确地回答这些问题是困难的，这需要有识见的学者群体的思考、讨论和总结；但从局部上陈述一些见解，则是可能的。
    这里不去涉及上述提供学者思考的大问题，只就20世纪末历史学者的心态提些不成熟的看法。学者的心态是时代动向在深层次上的反映，它涉及对一门学科的评估，涉及这门学术领域的未来及其走向，也反映了学者的人格、价值取向和信仰。历史学者的心态曲折反映了一个时代在转变中的动向。从孔子修《春秋》到司马迁著《史记》，直到司马光编《通鉴》，再到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兴起，一部中国史学史是同史家心态的变化直接间接联系的。这并非“心态史观”。史家的心态是社会变化的种种矛盾因素在以史学为职责的人的心灵世界深处激荡翻腾的反映。这是唯物主义的，不是唯心主义的。在“物”与“心”的交换上，没有绝对不可逾越、不可改变的界限。当然，我们肯定“物”是第一性的。
    20世纪“末”、80年代以来的史学，从表面上看是轰轰烈烈、繁荣昌盛的。对极左史学的批判，旧观点的回潮与新包装及其热烈的讨论，文化史、史学理论、社会史“热点”的形成，各种类型史学教科书的重复撰写与出版，全国性的古籍整理，全国性的各地地方志、地方史的编撰，大型史学丛书的编辑，外国史学著作的编译与介绍……，史学界缤纷多采的学术繁荣，不仅是20年代--40年代为数不多的一些史家掀起的史学热潮难以比肩，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后几十年间最能显示“史学繁荣”的一个时期。前些年，颇有人以“盛世修史”作为这一时期史学繁荣的标志。以史学为标志之一的中华当代文化的辉煌成果，似乎告诉全世界：中国文化在复兴，中国史学在重新崛起。理性的分析一下，这种现象确实显示了以史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坚韧的生命力：由于中国文明、中国历史的深厚根基，无论它怎样被扼杀、被利用、被歪曲、被涂饰，它坚韧的生命力的根是不会枯萎的。一旦时机成熟，它就要发芽开花结果，显示自己在中国文化中特有的旺盛的生机。它只按社会运行的规律行事，而不以任何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然而，再进一层的冷静的观察与思考，我们会发现，80年代的史学“热潮”，更多地只具有“回归”的性质，并不具有多少“创造”的意义。“总结”、“反思”的成分多于开拓的内容，重复重于创新。文化史的研究并没有生根，没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史学理论有不少重复和回归，再加上并不系统的对外国的借鉴；社会史界线不明，根基不深，力量不强，内容庞杂而单薄。连篇累牍的论文和一本本专著五光十色而没有留下多少力作。“历史家”的“名人辞典”出了一本又一本，但没有几个真正为人们承认的“大家”（未必都是“文人相轻”，或许要等待后世的承认）。有些学者被“炒”得很热，由于含金量有限，很快便冷了下来。“热潮”很快退潮。潮涨潮退是自然规律，然而沙滩上没有留下几许历史印痕。与国际接轨的学位制的设立，造就了不少历史学硕士、博士，有名符其实有真才实学的，也有名过其实、名实不符徒有桂冠的。只要了解为了不被取消“博士点”、“硕士点”而硬凑名额的实情，就可知道庞大数量后面的内在质量。我丝毫无意贬低当代中国史学人才与成果的水平，我也知道有一批诚笃的学者以他们对史学的虔诚在默默耕耘并取得了成绩，有不少中青年学者有望成为21世纪中国的史学大家。然而我们必须从整体上清醒而冷静地估量当代史学的实际水准（应当坦诚地承认我自己至多也只是中上水平）。多次听到海外或港台学者的评论：大陆的论文专著不少，水平高的不多。我以为要平心静气地思考人家的批评。只有我们不被自己投放的光环包围，我们才能认清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才能开拓和进取。
    中国当代的史学工作者处在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史学界一种十分复杂的矛盾环境中。一方面是学术界“泡沫性”的膨胀与繁荣，另一方面又是包括史学在内的基础理论人才的萎缩。我们看到不少大专院校为适应市场经济的环境而改成旅游系（历史并非不可为旅游服务，但作为人文学科基础的历史学演变为旅游系却是中国文化的悲哀），看到的是文史哲人才的难以分配、改行和自谋出路。物质经济利益的强烈反差，扭曲了基础理论学科学者和教授的心态，也影响了年青一代的情志，为了生存条件的改变而不得不改弦更辙。社会转型对人文学科的冲击是不可避免的，影响也是深远的。然而我深信这是暂时的。因为每一次大的社会转型总伴随着对人文科学、对文史哲学科更高更迫切的理论要求，要求学者们在社会发展与转型的“磨难”中进行艰苦的探索和理论开拓。时代要求与物质利益、理论追求与心态失衡的矛盾与冲撞，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处于这矛盾中心和漩涡中的学者，能否处理好这些矛盾，冲出困惑的漩涡，经百炼而弥坚，虽万折而必东，表现沉着、坚韧和意志力，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大浪淘沙中能不能成为一个有成就学者的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