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动荡和转变的社会条件，提供了无数现实的、历史的、理论的课题。这些课题不仅仅是为政治家们（他们也参予理论创造，这是古代社会不曾有过的）言论作注疏，还需要学者基于社会实践的独自的理论探索。在探索的广阔领域中，历史学无疑是一个重要领域，而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学术花盆，也不是政治家手中的兴亡宝鉴或政治工具。对于这些问题，历史学者要有历史眼光。要有一批有志于此的人，有一批耐得寂寞的学者。处于心志彷徨中的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要有毅力和信心完成这种从彷徨不安到坚定不移的心态转变。成就一件事，安不下心是干不好的。对学术工作而言，尤须要稳定心绪，要有“老僧入定”的专注心态，才能从事既见不到热烈欢呼的场面、也看不到奖状奖杯奖金的学术事业。对于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短期内又看不到成果的历史学来说，尤其如此。不愿意下此地狱、入此苦海而希望通过炒作或某人抬举而一举成名的人，还是趁早“回头是岸”。讲究实证和理性思辨的理论创造事业，是追求真理的事业，不是猎取名利地位的台阶。在近年评奖成风的时尚中，我敢断定，为了追求什么奖而不择手段通关系走门路的人，即使他们得到什么特等奖、一等奖，到头来也是笑话一场、废纸一张、文字垃圾一堆，不会对社会的发展和学术的积累起什么作用，充其量是新条件下的敲门砖、进身阶。真正的学者对名利权位是淡漠的，对追求名利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鄙视的。
    心态是人的社会存在的反映。心态又直接影响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学者是社会的人，但又不是芸芸众生的社会的人，因为他理应承担超越一般群众为生活而奔波的社会责任。但生活的环境带来的不宁的心绪和彷徨的心态也会不同程度影响学者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具体的表现就是静不下心，坐不下来。不少学者缺乏一种心灵动力使自己“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说半句空”。职称的评定，成果的统计，评奖的追逐（一切又涉及到物质利益或曰生活条件），导致史学工作者心情浮躁，急于求成，渴望一举成名天下知，而忽视了历史研究自身的规律之一是长期的积累，耐心地发掘，深入的思考。凡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明白：一篇有分量的史学论文，一本有创见的学术著作，绝非短期之功。即使在较短时间内突击而成，也有着长期积累与思考的深厚基础。我很敬佩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一位老教授，他的论著并不算很多，但每一篇都独具卓识，功底深厚，读之使人大有所获。而其学者风范，虚怀若谷，淡泊名利等高尚精神，又每每成为我辈之楷模。他们在论著的生命力和人格的榜样两方面即道德文章都是垂范后世的。这是真正承担了学者使命的人格的力量。关键在于他们有一种崇高、宁静、健康而又热烈的心态。这种心态也是社会发展的主流方向的反映。当我们重新阅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等有影响刊物的史学论文时，我们仍然会为耗费了学者精力的学术代表作而感叹。那些学术成果许多也是在国难当头的时代和环境完成的。那时的学者也有衣食之虞，怀家国之忧。但一种求实求真理的好学风在很大程度上仍支持着他们的精神世界。严肃的师教、严格的训练造就了一代学人，传承了一代学风，也结成了一批可以传世的学术成果。这种精神和风尚，在近年商品经济冲击学术文化的负面效应导致的学术废次品层出不穷的现实环境中，值得人们对比和反思，并引起警戒。
    我以为，史学工作者在中国特殊社会条件下的心态转换，不仅是转折中的冷静，纷纭中的沉着，物欲中的淡泊，更要有理想的执着，对未来的追求，对事业的信念。具体说来，就是要沉下去，跳出来。沉下去是指数年如一日下功夫，不心猿意马，不好高骛远，就自己的条件和特点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确立研究领域，认真地读书，钻研理论，思考问题，踏踏实实地写文章，改文章。有了成绩也不要志得意满，沾沾自喜，自以为了不起。跳出来是指要高屋建瓴，入学术之林而不埋头于象牙之塔；熟悉史料而不轻视理论；有自己的专业特长又注意开阔自己的学术眼界，不囿于一己之长一得之见；热爱自己专业又关心祖国和民族的前途；钦仰学术先辈又不迷信崇拜；重视优秀传统的学术继承又不成为守旧复古的新国粹主义者；勇于学习外来文化又不轻视祖先的创造。在七八十年代由于历史原因马克思主义遭到少数人摒弃而今又为不少青年学者重新认识价值的今天，我们更要结合时代条件发展和开拓新时代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把它有机地揉进中国历史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中去，最后形成中国体系的历史哲学。谁能在这种良性心态上把握自己、充实自己和发展自己，谁就有可能在21世纪的史学创造中作出贡献。20世纪的史学大家早在二三十年代就通过中国历史道路的探索与论争作出自己的成绩，从现在开始向21世纪的转换在客观条件上同19世纪-20世纪的转移有某些共同处。从一个大的历史阶段来看，产生我国最伟大史学家司马迁的时代距汉帝国建立也不过60年左右，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至今也40多年，再过十多年也是21世纪初叶。这两个并非偶然的时间观念的时代条件昭示当代中国史学工作者尤其是中青年一代，要认识历史的必然性和史学发展的楔机。一个时代的学术代表人物不是御“封”的，他是时代的产物，又结合本人的努力、才智、机遇等条件综合的结果。
    我们正处在历尽沧桑的20世纪的末叶，我们又处在21世纪的启端。20世纪在人类历史上是不平凡的，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也是充满了坎坷、奋斗、失败和创造。生活在这个时空段的普通人或许未必能体察这个时代的价值，但史学工作者应当理性地认识这个时代对社会发展和人的思想升华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即将过去的这100年，对史学工作者来说，是价值巨大的兼容时空又跨越时空的矿藏。关键在于你用多大力量从这一矿藏中采掘多少原料、提炼多少成色很高的思维的金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