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认识外部世界的广阔和先进性
    鸦片战争又是中西文化撞击的起点。以洋枪洋炮打开中国大门的西方列强，当时在制度上文化上又比封建的中国远远居于先进的地位。长期互相隔绝的两个文化系统，第一次发生了剧烈的撞击。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源远流长、独立发展的特点，凝聚着自强不息、不畏强暴的民族品格，并对世界文化作出了宝贵贡献，这些都是中国文化的优点。但是，“独立发展”的另一面，却是它长期与外界绝少联系（只有汉唐时期是例外）。特别由于统治者的顽固愚昧，至近世西方资本主义已在迅速发展，中国封建皇朝却以“闭关自守”为国策，因而形成了妄自尊大、拒斥外来文化的极端狭隘性。这就是马克思所评论的“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24）封建的中国已远远落后，却仍以“天朝上国”自居；西方国家早已先进，却被目为“夷狄之邦”加以鄙视。东西文化这种严重差异和隔阂，由于鸦片战争爆发，又同外交上的对抗相纠缠。中国处于落后地位，却是正义的被侵略的一方；西方国家是先进者，它们又是非正义的、进行野蛮侵略的一方。因此鸦片战争这场剧变，就骤然向我们的先辈提出下极为复杂、困难和严峻的课题：如何在维护民族独立的同时，认识和批判封建统治的腐朽；又如何在坚决抗击侵略的同时，有勇气承认西方国家的先进，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向西方学习。中国社会走向近代的根本方向，也就是在坚持独立、反抗侵略的前提下，了解世界，学习西方，寻求救国真理。中国进步思想界对于这一历史潮流最早的认识，恰恰就反映在鸦片战争时期的历史著作中。这是当时史学又一富有时代意义的贡献。在鸦片战争结束不久撰成的《海国图志》、《瀛环志略》二书，把真实的世界面貌介绍给国人，让他们认识外部世界的广阔和先进性，并且首先提出了学习西方的思想。具体来说，这两部著作具有下列三方面共同的进步内容：
    呼吁了解外国的紧迫性，展示出一幅真实的世界图画。
    魏源批判了两千年来视为“神圣古训”的“严夷夏之防”的迂腐观点，大声疾呼了解外国是当务之急。他尖锐地揭露统治集团对外国昏暗无知，是造成战争惨败的重要原因：“苟有议翻夷书、刺夷事者，则必曰多事（原注：嘉庆间，广东有将汉字夷字对音刊成一书者，甚便于华人之译字，而粤吏禁之）；及一旦有事，即或询英夷国都与俄罗斯都相去远近，或询英夷何路可通回部……以通市二百年之国，竟莫知其方向，莫悉其离合，尚可谓留心边事者乎？”（25）同时他用英国以新加坡为基地，处处侦探中国情报作对照：“（英人）建英华书院，延华人为师，教汉文汉语，刊中国经史子集，图经地志，更无语言文字之隔，故洞悉中国情形虚实。而中国反无一人瞭彼情伪，无一事师彼长技，喟矣哉！”（26）总结双方的成败得失，结论就是：必须彻底抛弃闭目塞听、视外国为夷狄的旧意识，迅速了解外国情形。这是对付西方列强的先决条件。因此，魏源一再呼吁：“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欲造就边才者，必先用留心边事之督抚始。”（27）他还清醒地预料到，传播外国知识，定然要经历与保守势力的严重斗争，要冒“罪以多事，甚至坐以通番”的风险，但他却置之度外。为了介绍外国知识，魏源把当时所能搜集到的材料全部汇辑进去，“钩稽贯串，创榛辟莽，前驱先路”。（28）对于外国人的撰述，即所谓“西洋人谭西洋”者尤为重视，使内容更为可靠，除了采辑林则徐派人翻译的《四洲志》外，他如英国人马礼逊《外国史略》、葡萄牙人马吉斯《地理备考》、美国人高理文的《美理哥国志略》，都大量引用。全书收入各种地图七十五幅，图志配合，内容详博，同时具有实用性和直观性的特点。
    徐继畲当鸦片战争期间都在闽、粤沿海任职，较多接触涉外事务。（29）从1843年起，他即为将可靠的外国知识介绍到国内而殚精竭虑，着手撰《瀛环志略》，至1848年完成。他在福建先后结识美国传教士雅裨理、英国领事李太郭等，借阅外国史地资料，详细询问探究，“荟萃采择，得片纸亦存录勿弃。每晤泰西人，则披册子考证之。”五年之中，“稿凡数十易”，“未尝一日或辍”。（30）徐氏颇擅地理考证之学（31），在此书中，他把考证的严谨学风与介绍新鲜的世界史地知识相结合，形成论述集中、文字简洁的著述风格。开卷第一篇为《地球》，介绍南北极、赤道、各大洲、各大洋，概述亚细亚大陆之广袤，欧罗巴洲之诸国林立、犬牙交错，美洲新大陆的晚近发现，南冰海的探险……，都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科学知识。徐氏把记述欧美国家作为重点。在卷四《欧罗巴总论》中，他颇为准确地勾勒出欧洲历史的轮廓，论述了欧洲古代的希腊罗马文明，近代欧洲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活动，各国地理形势、版图、人口、兵力，以及技术、商业、宗教等。更有意义的，是他讲到西方文明在当时居于先进的地位：“（欧人）善于运思，长于制器，金木之工，精巧不可思议，运用水火尤为奇妙。火器创自中国，彼土仿而为之，益加精妙，铸造之工，施放之敏，殆所独擅。造舟尤极奥妙，篷索器具，无一不精，测量海道，处处志其浅深，不失尺寸。越七万里而通于中国，非偶然也。”“欧罗◆国之东来，先由大西洋至小西洋，建置埔头，渐及于南洋诸岛，然后内向而聚于粤东。萌芽于明中叶，滥觞于明季，至今日而往来七万里，遂如一苇之杭。天地之气，由西北而通于东南，倘亦运会使然耶！”（32）徐氏自然不理解资本主义在社会发展阶段上先进于封建主义的原理，但他显然已意识到东西方先进与落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并且把这个信息传递到国内。徐氏所论也有其迂腐之处，如他称赞瑞士“不立王侯”的制度是“西土桃花源”，却又叹惜其地“远在荒裔，无由渐以礼、乐、车、书之雅化耳！”则又未能摆脱“夷夏之辨”的陈旧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