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奏响了近代史学的主旋律
    从史学发展的长河上看，鸦片战争时期史学又是我国史学优良传统在民族救亡斗争高涨时代的发扬，在史学上有继往开来的意义。
    中国史学自孔子和司马迁起，即形成了与社会生活密切联系的传统，此后历代进步史学也都注重把撰史与时代要求结合起来。至清代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倡导史学经世，批判封建专制，表彰民族气节，表现尤为突出。清初学者离魏源、夏燮等人较近，因而被直接取鉴。
    魏源等人又是根据自己的时代条件，对前人的优良传统大力加以发扬。清初学者所经历的变动，还只限于中国封建社会本身朝代的更迭。鸦片战争时期的史学家则面临着背景更广阔复杂、程度也更为激烈的冲突。西方殖民主义者从数万里以外打上门来，对我肆意欺凌掠夺，中华民族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在此民族危机的紧急关头，进步史家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以自己的史著反映了时代的脉博。前代志士仁人所倡导的民族气节，至此发展为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近代爱国思想；先前学者倡导的经世学风，至此具有打破闭塞状态、观察世界潮流的崭新内容；以往批判封建专制的思想，则为认识和赞扬西方民主制架起了桥梁。从此，史学与人民大众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斗争相呼应，推动时代前进。尤为难得的是，魏源等人能以清醒的态度，把握住坚决反抗侵略，同时倡导了解外国、学习外国先进事物这两个互相辩证地相联系的核心问题，因而奏出了近代史学的主旋律，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鸦片战争时期史学的深刻影响可以魏源的史著为代表来说明。《海国图志》经两次增订为百卷本后，在半个世纪中曾连续在国内多次重刻，我们现在仍能见到的即有：同治六年（1867）于郴州重刊本，光绪二年（1876）魏光焘平庆泾固道署重刊本，光绪六年（1880）邵阳急当务斋镌刻本，光绪十三年（1887）巴蜀成善堂重刊本，光绪二十一年（1895）上海积山书局刊本，光绪二十八年（1902）文贤阁石印本。而当1879年，青年康有为为了进一步了解西方情形，还再度阅读《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以此作为讲“西学”的基础。（44）梁启超于1924年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评价说：《海国图志》一书奖励国民对外之观念，“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历史上之关系，不得谓细也。”（45）这是梁氏根据本人几十年的观察体验而得的结论。
    鸦片战争时期是近代救亡图强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第一次涌起，此后随着近代社会矛盾的展开，在戊戌变法时期和本世纪初年又一再掀起新的波澜。黄遵宪在戊戌变法准备时期著成《日本国志》，他继承了魏源史学的爱国精神和向西方学习的进步思想，介绍日本改从西法和欧美的制度文化，明确要求发展资本主义，比起魏源的思想倾向又前进了一大步。此书在编撰上也是继承并发展了魏源用“书志体”广泛记载外国政治、经济情形的撰史方法。至本世纪初年，西方学术的输入更如火如茶，中国进步思想界掀起了激烈批判封建专制的热潮。在史学领域，则争先批判“君史”，提倡“民史”。最重要著作有梁启超《新史学》（1902年）和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原名《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1904--1906年分三册出版），它们都共同地以从西方传入的进化论为指导，并与民族救亡运动密切相联系。《新史学》呼吁：“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刻不容缓者也。”“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46）夏曾佑也同样明确地把著史与救亡图强的紧迫需要结合起来，认为研究历史，才能更加看清当前积贫积弱的症结所在，找到解救办法。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戊戌时期和本世纪初年史学的鲜明倾向，与鸦片战争时期史学的时代风采是一脉相承的。魏源等人所奏出的时代主旋律，在此后一再得到呼应、延续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