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特征
    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具在其明显的历史和时代特征，这些特征与社会近代化的历程互为表里，制约着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历史发展。
    概而言之，中国社会近代化具有被动性、不平衡性、缓慢性、复合性四大特征。
    1.被动性
    世界各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变迁的形式包括自发性和被动性两大类型。自发型转变是指在封建社会的母体中，逐渐孕育形成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及社会结构，随着社会内部矛盾的运动演变，社会由封建形态、逐步过渡到资本主义形态，西欧各国均属这种自发性类型。被动型变迁恰恰相反，这种变迁并不是社会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而是在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威胁和侵略下，被迫中断自身历史的发展进程，移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而开始由传统向近代化的转变。对于被动性的国家和民族而言，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完全是一种外在力量。在世界近代史上，东方农业国家，包括中国、俄国、日本、印度等均属于这种被动型的变迁类型。从属于近代历史的社会本身的变迁，自然也是分为这样两大类型。
    与日本和俄国相比，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被性又具有长期性的特点。因为，日本和俄国在转变之前已经具有一定程度的实现近代化的前提条件，诸如两国都有借鉴外来文化而不失民族特性的历史经验；两国城市化的水平均居世界前列，一体化的社会体系已初步形成；均具有一定基础的新式教育；较为发达的国家内外贸易，一定程度的大机器生产等。（注：参见布莱克等：《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这些使得日本和俄国能够在西方文明来临之际，逐步变被动为主动，变消极为积极，不失时机地进行社会改革，从而迅速实现由传统向近代社会的转变。中国社会虽在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之前已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但这种萌芽是其其微弱和有限的，而且社会的一体化程度，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对这种萌芽具有明显的限制作用。要之，当西方资本主义武力入侵后，中国并没有变被动为主动，而一直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这就是中国近代化长期被动性的根本所在。
    被动性的历史特征使中国的近代化受到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强烈影响。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它带来了先进的、中国传统社会所不能容纳的新的社会生产力，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又是伴随着坚船利炮，腥风血雨地入中国的，它给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这又使得中国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成为一个痛苦尤烈的过程。
    2.不平衡性
    如同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不平衡一样，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不平衡也十分突出。
    从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过程来看，大致存在着四种不同的类型，即沿海型、中部型、内地型、边缘型。沿海型以长江下游和珠江三角洲为典型，它是近代中国受外力冲击最早的地区，欧风美雨以此为前沿逐步传入内地。中部型以长江中游为代表，这类地区社会近代化较沿海为晚，但由于毗邻沿海，或由于交通地理条件的优越，也很快发展起来。内地以华北为代表，其特点是闭塞性强，与外界联系较少，社会近代化起步较晚，发展程度也非常有限。边缘型以西南为代表，各方面的社会近代化变迁较上述三种类型均有明显差距。就总体而言，社会近代化的程度和速度存在着一个由沿海到腹地递减的态势。
    东南沿海地区是首先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地区。第一次鸦片战争，即使东南沿海军民认识到了侵略者的可憎可鄙，又使他们饱受了侵略的肆虐。战争后以不平等条约形式规定的五口通商，又使东南沿海首先体验到腥风血雨和欧风美雨。此后，以沿海地区为起点，西方资本主义势力递进地渗入到内地和边缘地区，中国传统社会的逐步解体，也呈现出沿海--内地--边缘的基本线路。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水平就了这样一种递进的特点。据施坚雅估计，1843年全国八大区域（施氏认为，东北至此仍未发展为完整的区域，故未列入）城市化水平分别为：长江下游7.4%；岭南7.0%；东南5.8%；西北4.9%；长江中游4.5%；华北4.2%；长江上游4.1%；云贵4.0%。至1893年，各区城市化水平虽均有提高，便基本格局尚未变动，八大区城市化水平分别是10.6%，8.7%，6.4%，5.4%，5.2%，4.8%，4.7%，4.5%。（注：施坚雅：《 19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见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74页。）城市化被视为现代化过程中最高活力的形态之一，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准。中国近代的城市化走过了一条与西欧资本主义社会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它不仅带有浓厚的殖民地色彩，而且反映了不同区域社会近代化的发展程度。（注： 参见行龙：《略论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问题》， 载《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以城市化发展水平推论其它， 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诸多方面存在着这种严重的不平衡性。
    以沿海、中部、内地、边缘四种类型分而析之，大而以北方较之南方，近代中国南北之间的差距是十分明显的。近年来为学人乐道的南北差异，并不仅指南北之间经济发展的差异，更能引起人的思考的是，近代中国新兴力量大多肇始于南方或以南方以主。应该说，这与社会近代化程度的不平衡发展是分不开的。清开民初，有人在对济南城市的社会生活各方面考察后，曾发出与南方相比相差三十年的感叹，（注：参见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三，第13-15页。）“三十年”并不是确数，但它反映了南北的巨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