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缓慢性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虽然开始了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历程，中国的近代开始启动，但这种近代化的发展速度是非常缓慢的，其发展水平则是“低度的”。造成这种缓慢性特征的原因，除了国际、国内的环境限制外，从宿舍近代化的角度讲，中国近代缺乏一个组织和推动近代化进程的强有力的政府，缺乏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乃是两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现代化理论认为，相对于“自下而上”的自发型现代化类型而言，被动型的现代化类型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组织和实施现代化。然而，在中国近代史上，代表封建专制主义的清朝统治者，不可能成为一个组织和推动中国近代化的政府，相反却是一个腐败无能、软弱可欺的王权象征。清政府有时也在复杂环境的压力下被迫“革新”，但更多的是多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出发，对推动中国近代化的改革势力和运动进行镇压。辛亥以后的政府与清政府相比并无两样。日本学者富永健一在比较中日两国现代化进程时指出：“在日本，当时主持明治政治的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同山县有朋、井上馨等人与同样身居明治政府的西乡隆盛、江腾新平等旧武士代表势力的传统主义相抗衡，推进着日本的产业化。相反，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即中华民国，却是军阀割据和激烈的内部混战，袁世凯和段祺瑞等人身居中央权力政府之要职却没有任何产业和现代化的意识，这是中国的致命点”。（注：（日）永井阳之助：《二十世纪的遗产》，文艺春秋社1985年版。）在一个软弱无力的政权统治下，政府效能的低下是不言而喻的，近代化的缓慢也是必然的。
    4.复合性
    中国的近代化是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展开的，同时又是在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下进行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近代化过程中，近代工业与传统农业并存；大规模的现代化工来与分散落后的家庭手工业并存；社会化的、开放式的生活方式与封闭停滞的传统生活方式并存；新式的利益集团与相式的宗法组织并存；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文化交存，如此等等，形成了不同时代和不同性质的因素存于同一时代和同一事物的复合性。
    复合性的社会近代特征传统与近代化的关系表现为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原先的工业化因素不能身完成向近代社会的过渡，代表新的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文明则是以其掠夺和征服的侵略面目渗入中国的，这种野蛮的征服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正如马克思所言：“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产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6页。）以侵略面目出现的西方文明，自始至终受到中国人发的抵抗是非常自然的事情，由此出现了传统与近代互相影响、彼此对立的一面。另一方面。近代社会又毕竟是在社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传统和近代有着千丝万缕、难以割断的联系，某些传统因素与外来的近代因素本身就有潜在的相适应性，由是出现了传统与近代互相融合，彼此相容的另一面。近代教育的诞生，就是一个典型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