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由东北师范大学派到德国的拱玉书在慕尼黑大学获得了亚述学博士学位，回国在北京大学东方学系任教。拱玉书博士在德国以专著形式发表了其博士论文《关于楔形文字起源和构成和中国古文字的比较研究》（Studien zur Bildung und Entwicklung der Keilschriftzeichen,Verlag Dr.Kavac,Hamburg 1993），回国后发表了德文专著《楔形文字符号名称研究》（Die Namen der Keilschriftzeichen（AOAT268），Ugaric-Verlag,Münster2000.），他的代表论文和专著如下：
    《苏美尔文明》（The Sumerian Civilization），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西亚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年；“Ergativitkt und das Sumerische”，JAC 2（1987）；“一个苏美尔城邦联盟-尼普尔联盟”，《古代城邦史研究》（日知主编，人民出版社，1989年）；“Kalakku-überlegungen zur Mannigfaltigkeiten derDarstellungsweisen desselben Begriffs in der Keilschrift”，JAC 5（1990）；“Die mittelbabylonischen Namen der Keilschriftzeichen aus Hattuka und Emar ”，Zeitschrift für Assyriologie 85/1 （1995），德国；“做格与苏美尔语”《北 京大学学报》外语语言文学专刊，1996年；“楔形文字起源新论”《世界历史》1997年 第4期；“Fehlerhafte Schreibungen in den Namen der Keilschriftzeichen”，Die Welt des Orients28（1997），德国；“贝希斯敦铭文与《历史》”《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2集（叶奕良主编），1998年；“楔形文字与六书”《东方研究》（北京大学东方学系1998年百年校庆论文集）；“泥板书屋”（The Tablet House），《东方研究》1999年；“吉尔加美什与阿加”《东方文学研究通讯》创刊号，2001年；“A Homonymous List:IDU Ⅱ（CT 11,29-32,D.T.40）”，JAC 17（2002）；“楔形文字”，于维雅主编：《东方语言文字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地理原因，我国只有两件楔形文物，现藏于故宫博物院。这两件铭文分别刻在二块石化马骨上。这是很少见的，因楔形铭文是写在泥板上的，一些王铭刻于石器、金属板和悬崖上，但尚未发现刻在圆形骨棒上的。笔者留英期间在Gurney教授帮助下，译出其中一块上的铭文（中文本见《故宫博物院院刊》1987年，第2号）。该铭文是抄自波斯王居鲁士攻占巴比伦后用巴比伦楔文写的诏安天下书，原件写在一个泥鼓载体上，现存大英博物馆。但马骨抄件只抄其中的几行原文，而且丢失和写错的字符很多，造成了释读困难。马骨抄件明显是一个不太懂巴比伦楔文的人抄写的。其字体很像有的埃兰铭文上的字体（笔划的头成“Y”形），或许是一个不太懂巴比伦楔文的埃兰人抄写的。林志纯教授为了发表这一英文论文，在长春创办了英文《古代文明杂志》（JAC）国际年刊创刊号。由于这是国内首次成功释读楔形铭文，该文于1988年获得吉林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佳作奖。笔者在英、法、美国的亚述学刊物上（《伊拉克》（52卷1990）、《亚述学短实用信息》、《美国东方学会杂志》发表英文论文几十篇：对古苏美尔语王铭研究的“古地亚梦中的一个谜语”（法国巴黎《亚述学短实用信息》N.A.B.U，1989）；笔者和导师S.Dalley合作的论文（“Origins of the Manana Dynasty at Kish,and the Assyrian King List”，基什城邦马那那王朝的起源和亚述王表）发表在英国的《伊拉克》杂志（Iraq）1990年第52期；笔者的硕士论文的一部分由牛津大学教授Gurney在1987年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34届国际亚述学大会》上代为宣读，（发表在34 Rencontre Assyriologique Internationale，《34届国际亚述学大会文集》Tarih Kurumu,Turkey，1998）。90年代初，笔者在巴黎《亚述学短实用信息》（NABU）和长春《古代文明杂志》（JAC）上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公元前二千纪上半叶古巴比伦时期的亚述、埃什嫩那和马瑞王室楔形文字档案的论文：“Kill a Donkey or a Dog forMaking an Alliance,and Explanation according to the Practices in Ancient Chi na”（NABU1995/17），用古中国的实践解释了西方学者无法解释的古巴比伦时期的亚述书信中提到的盟誓中的刑驴牲还是刑狗牲的争论。笔者发表的“Did the AssyrianKing List Attempt to Prove the Legitimacy of Shamshi-Adad?”一文《古代文明杂志》（JAC 5，1990）被日本学者多次引用。
    1994年笔者发表了80万字的英文专著A Political History of Eshnunna,Mari andAssyria during the Early Old Babylonian Period from the Fall of Ur Ⅲ to the Death of Samsi-Adad（344 pages,IHAC，Changchun）（《古巴比伦前期马瑞、埃什嫩那、亚述三国史》），为中国出版的两本亚述学英文专著之一。该书广泛地引用前人研究的成果，详尽地收集了上千件当时的阿卡德语和苏美尔语楔形文件，翻译、编辑了国际上50年来分散发表的数百件古巴比伦时期有关三国家的出土文件，用分析和比较古文件的方法发现当时的政治史材料和线索，综合归纳有用的事实，首次将这一时期这一地区历史写成专著。
    1993年，笔者研究、发表了一块民间私人收藏的古巴比伦的不动产买卖楔文契约，开始对两河流域奴隶制经济发生兴趣（“Two Old Babylonian Tablets and the SaleDocument Formula sham2-til-la-ni-she3”，巴黎《亚述学短实用信息》1993/79）。从1995年起，笔者的注意力转到大批出土的公元前三千纪末的乌尔第三王朝王室的苏美尔语经济档案，发表了一系列论文：“High Ranking Scribes and IntellectualGovernors during the Akkadian and Ur Ⅲ Periods”，（阿卡德王朝和乌尔第三王朝的高级书吏），长春《古代文明杂志》（JAC），第10卷，1995年；“The Ewe withoutLamb and the House of the é-uz-ga，the Private House of the kings”（无羔母羊牺牲和国王们的特殊宫室），《古代文明杂志》（JAC）第11卷，1996年；“How didthey change from Mashda Calendar to Akiti Calendar from Shulgi 45-48 inPuzrish-Dagan?”（舒勒吉四十五年至四十八年间在普孜瑞什达干发生的年历变化）（《古代文明杂志》（JAC），第15卷，2000年。
    从1994年起，笔者开始发表介绍两河流域文明的中文文章，如：“亚述和埃兰战争”，《外国问题研究》1994，第2期；“对古埃及蜣螂印和两片亚述楔文片段拓本的鉴定”，《中国文物报》1996年11月10日；“空中花园不在巴比伦而在尼尼微”，《世界历史》1997年第1期；“古代两河流域的长老会”，《世界历史》1997年第2期；“古代中国和两河流域的刑牲而盟”，《东北师大学报》1997年第4期；“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古代西亚北非文明》（刘文鹏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95-380页，1999年；“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苏美尔文明的消亡”，《世界历史》2001年第3期。1996-1998年，笔者参加《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项目的课题《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发表论文“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年代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把两河流域三千年文明史的复杂而多样性的纪年方法、国际年代学研究成果的发展和演变以及个人的研究体会介绍给中国学术界，对国内大学世界上古史教材的两河流域部分提出了一些批评和建议（“国内两河流域文明研究若干问题商榷”（《东北师大学报》2000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