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民族学与民俗学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民族文物与民俗文物之间也存在一些基本的区别和联系，但民俗文物用于与考古文物相类比，解释考古资料中反映的种种问题，其价值却绝不在民族文物之下。民俗文物与现存民俗志援用类比于考古学事象⑤，其原则，前提和种种限制均与民族考古学的要求大同小异。
    民俗文物可以作为考古学与民俗学的共同研究对象。例如，陕西渭北地区发现的“栓马石”民俗雕刻，就既具有考古学的意义，又具有民俗学的价值，既可以用考古学的类型学方法去处理，又可以从它们在现实的日常民间生活中所具体发挥的社会功能或从民间对它们的民俗式理解这些民俗学的角度去加以探讨。这些栓马石雕刻可能滥觞于隋唐金元而繁盛于明清，既有栓系牛马牲畜的现实功用。又有镇邪吉祥的民间涵意；桩柱顶部的雕刻既形态各异，题材多样，又古朴粗犷，富于民间艺术的魅力；某些人物造型中的少数民族形象，又具有民族史上的奥秘；显然，它们既是历史文物，又是民俗与民族文物，不仅是我国民间艺术与民俗雕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为中国雕刻史增添了富于生命力的内涵，因而需要考古学、民俗学、艺术史和民俗史的各路专家展开综合性的研究⑥。
    考古学在自身发展中，逐渐向历史时期扩张了自己的研究能力，于是那种在考古学与民俗学之间保持永恒差别的分类观念，必然会显得落伍起来，②因为人类的历史与文化是一个整体，格林·丹尼尔指出，一个老祖母烫皱褶用的熨斗或一件18世纪初的邮瓶，在类型与对应关系上均与巨石墓或阿舍利手斧风马牛不相及，但它们或许仍有自身的考古学价值⑦。在过去几十年中，欧洲考古学最令人鼓舞的是历史考古学的发展成就，而这是由于瑞典、丹麦、挪威和威尔士等地“民俗”博物馆的发展所促成的。中国近年来民俗博物馆事业的进步，或许也应该引起考古学的关心。
    （三）
    考古学与民俗学在有关研究对象的资料上是可以相互帮助的，而只有把来自不同学科的有关同一类文化事象的资料集合起来，才可能使有关的文化史研究更加深入。一般来说，考古学可以为某些民俗文化事象提供“来龙”，而民俗学则可以为某些考古学物质文化事象提供“去脉”。例如，考古学所发现的“凿齿”习俗、“人工头骨变型”习俗，以笄束发习俗、各种生育习俗、各种丧葬习俗、冥婚习俗、日常用具等，都可在不同程度上构成后代乃至于现存同类民俗文化事象的“来龙”或缘起。从史前的陶纺轮和原始织机，经王桢《农书》与宋应星《天工开物》中所记载的木构纺织机械，直到现在某些农村地区仍可看到的各种形态的民间织机，可以构成一组发展脉胳完整的纺织技术系统，它在中国的传统纺织文明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从史前的“火膛崇拜”⑧，到历代各种文献屡屡言及的五祀之一灶神，再到当代中国各地农村仍活泼流行于民间的灶君信仰，我们可以通过考古学与民俗学之间的协同研究，深刻揭示中国人民意识形态中这一源远流长的传统。甘肃省临夏市在金大定十五年王吉墓中，发现了十分完整和高超的砖雕遗存，这便为当地至今仍流行于民间的河州砖雕艺术及其实际应用找到了早期的渊薮。我国黄土地带现存民间的各种窑洞式“穴居”习俗，更是可以从同一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事象中找到直接的起源……，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
    对于中国文化史的重构而言，考古学与民俗学的协同，还必须同时有历史学文献资料的介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尚与民俗，这些风尚与民俗反映了不同的时代精神⑨。东汉墓葬中的明器组合（雕楼、院落、六畜、茅厕、农作等），俨然是当时民间世俗生活的生动写照、借助于文物和文献，我们便可洞悉那个时代的民间风尚。研究历史上的社会生活与民间文化，一般正是通过历史记载和考古文物去进行的。由于反映在不同时代的文献记载和考古文物之上的民俗，既具有因时空而异的活泼变异，又具有超时空的稳定传承，所以，我们就应该在一个宏观的视野中理解这些来自不同领域但又密切相互关联的资料。在我国民间壁画与考古学所发现的壁画中有许多题材，都可与《山海经》中的神异动物相联系；考古文物中各类神异动物的形象、民间传说中的各种妖怪、龙与云纹的种种状态，关于人兽合体的种种描述等等⑩，如果能将考古学、民俗学与历史文献中这类相同或相似文化现象的资料加以综合研究，那就可能揭示我们民族彼岸世界观及其想像力的实质性奥秘。周秦时代载诸文献的“三礼”，既是对古典中国文明之文物典章制度的总结，又是对古代中国人民民间生活礼仪的归纳；它对后代的影响既反映于各代的历史文物与考古学事象之中，又体现于人民日常的民俗生活之中甚至直至今日。考古学研究方法中礼失而求之于野的原则，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得以成立的。
    有许多民俗文化事象自古传承而来。它们与历史学所记载的和考古学所揭露的古代文化事象之间，每每有着比我们一般所能想象的更为直接和密切的关系。汉代画像砖与画像石的图案和题材，常常反复重现于陕北剪纸之中。铜镜上的吉语祝辞，古代器物和壁画中的吉祥图案等，也多以变异了的形态存留于后代的许多民间工艺、民俗文物和民俗事象诸如刺绣、雕塑、剪纸、壁画、民间舞蹈及婚丧嫁娶的谐音民俗之中。在铜鼓纹饰与西南苗族民间刺绣图案之间的许多重要联系（11），也是意味深长的。流行于民间的面塑与泥塑，在风格与技法上师从着古代中国同类文物的传统；民间的狮子舞，古代殿堂宙宇之前的石狮雕塑，包括芦沟桥上的狮子等等在内，共同形成了中国文化中特有的这类人文动物的形象（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