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把科学革命解析为以新范式取代旧范式[1]。在库恩看来，科学发展的过程，实质上是不断摒弃旧范式，创建新范式的过程。科学史的分期也常常是以范式的革命性突破为里程碑的。库恩的“范式”理论提出之后，常被学术界广泛用来说明学科的变革或发展过程。本文也借用这一理论来说明五四时期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基本特征，及其对后世学术发展的影响和意义。
    一、“五四”学术新范式的创建及其特征
    库恩所说的“范式”（Paradigm），亦可译为“规范”或“典范”。由于对库恩“范式”内涵理解上的差异，因此人们在借用“范式”理论诠释学科的变革时，对所谓“范式更新”或“范式创建”也有不同的说明。
    余英时认为所谓范式创建，有广狭两义，前者涉及全套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的改变；后者指具体的研究成果发挥示范作用，既开启新的学科门径，又留下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2]。我认为，余英时的解释只是概括了一般意义上的“范式创建”。事实上，不同时段、不同学科的“范式创建”，其指谓和含义是不同的。就五四时期的“学术范式创建”来说，实际上指的是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问题。
    因此，在我看来，论述“五四”学术范式创建问题，首先探讨的即是如何从学理上划清传统学术范式与现代学术范式的分际，以及如何清晰地说明五四时期的中国学术已走出传统范式，并确立现代学术应有的精神、旨趣、方法、技术系统等新范式。
    应该说，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界已有人注意。如刘梦溪在他洋洋6万余言的《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一文中指出：“以人为中心还是以学为中心，以人为单位还是以学为单位，是传统学术和现代学术的一个分界点”[3]；提出了“传统学术重通人之学，现代学术重专家之学”的论断。[3]李慎之则认为，中国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最清晰的界标，就是“五四”先贤所标榜的“民主”与“科学”。他说：“自从清末逐渐酝酿，到五四时期经陈独秀提出要拥护德先生（德谟克拉西，即民主）与赛先生（赛因斯，即科学）的大声疾呼而成为不刊之论。从此以后，凡是朝这个大方向努力的，就是现代学术，与这个大方向相违背的，就不是现代学术。”“因此，除民主与科学而外，中国学术不可能有区分现代与传统的标准。”[4]这些论断，不无正确。但问题是，学人们如此陈述，仅仅说明了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分际的某个方面，它难以全面反映“五四”作为中国学术由传统范式转向现代范式的基本特征。
    诚如众所具有的共识，传统与现代仅具相对性。在不同的时间或空间里，传统所具有的含义不尽相同，因而与传统相对的现代意义也不尽相同。耿云志在《论传统》一文中，列举了所谓“传统”的四种情况：“（一）为了与新近出现的事物相区别，而把以往既有的事物加上传统的字样。如与现代艺术相对有所谓‘传统剧’、‘传统音乐’之类。（二）是指谓一些历史悠久的东西，如把对父母、长辈的孝敬称之为传统道德等等。（三）与外来的事物相区别，而把本土固有的东西称之为‘传统的’，如所谓‘传统医学’（即中医）、‘传统工艺’之类。（四）传统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它有自我维系和统摄的能力，因而稳固，有惰性。人们常讲的传统观念，传统习俗就主要体现这一层意义。”[5]
    耿文所述的四种情况，若简捷一点，所谓传统，实际上可概括成两点：（1）在时间上具有悠久性，它往往指现在以前，人们历经长时段的累积而逐渐形成的东西；（2）在空间上，具有本土化，它往往反映一个民族、一个社会自身所特有的东西。如果这一理论成立的话，引申到学术领域，所谓传统学术，即是指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历代逐渐累积形成的学术精神、方法等范式。与此相对应，所谓现代学术，即是走出传统学术的窠臼，根据时代的精神，运用新的研究方法而创建的新的学术范式。
    不同时期、不同场景所指谓的传统与现代概念是不尽相同的。就五四时期而言，所谓中国传统学术，泛指民国之前经过累代形成的学术旨趣、方法、技术系统等范式。在一定意义上，也特指从汉代到清朝长期占据学术中心的儒学或经学。五四时期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即是力图走出经学时代、颠覆儒学中心、融会西方学术而创建的新的学术范式。
    综观五四时期的中国学术，自陈独秀1915年在《新青年》上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首倡“文学革命”始，到胡适1923年在《国学季刊》上鼓吹要用“历史的眼光”、“系统的整理”和“比较的研究”来整理与解释国学，无论是学术精神，学术旨趣，还是学术方法与学术语体、文体等方面，无不表明新的学术范式正在取代旧的范式，无不表明中国学术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的急剧转型过程中。
    诚然，要详细描述五四时期中国学术新范式的具体图景，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细细梳理，我认为除李慎之所指出的“民主与科学”作为新的学术精神注入“五四”学术领域外，仍可勾勒出“五四”学人力图创建的新学术范式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