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术旨趣多元化
    政学不分，是中国固有的知识传统。民国以前的读书人，既是学者，也是官吏。“学而优则仕”的学术旨趣，亘千余年未受到挑战。直至清末，随着西学东渐，一些新派学人才深感中国学术缺乏独立品格的弊端，开始要求政学分离。如严复1898年发表《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一文，针对古来政学不分的状况，严词发问：“国愈开化，则分工愈密。学问政治，至大至工，奈何其不分哉！”[6]随后，要求学术独立的呼声常见报端，并直指酿成这种政学不分学术旨趣的温床--科举制度。1905年，在中国绵延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废弃，这不仅仅是中国教育制度的一大变革，对于中国学术的发展，也是极具意义的大事。它从根本上阻断了千古传诵的“学而优则仕”的学术价值趋向，为中国学术的独立，以及形成多元的学术旨趣奠定了基础。自此以后，学人们读书不再以做官为唯一目的。至“五四”，学人的学术旨趣的择取已呈现多元的态势。具体说，起码有三种倾向较为流行：
    一是“学术救国”的旨趣。五四时期学人们虽然放弃了“学以求仕”的价值取向，但仍不忘救国救民救天下的政治抱负。如周恩来揭橥“为了中华之崛起”而学习的口号。[7]吴稚晖声称：“惟一之救国方法，止当致意青年有志力者，从事于最高深之学问，历二三十年沉浸于一学。专门名家之学者出，其一言一动，皆足以起社会之尊信，而后学风始以丕变。”[2]甚至连被人们视为“纯粹书生”的王国维也把学术与国家的存亡联系起来，发出“国家与学术为存亡”的感慨。[8]
    二是“为学问而学问”的旨趣。经学时代，学人们曾就学术的宗旨是“求是”还是“致用”进行过争论。五四时期学人们已走出经学时代的争论，提出了“不问有用无用，皆为学问”的观念，并标榜要“为学问而学问”。如马一浮曾多次表示：“欲以辨章学术，穷极天人，尽此一生”。[9]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也公开宣称“二十年不谈政治”，以专心学术。熊十力、陈垣、黄侃等学者更是相继退出政界，转而专心治学。现代史学家顾颉刚后来回忆说，正是在五四时期他才树立了“为学问而学问”的旨趣。他说：“大约民国三年至六年，……始感到学的范围原比人生的范围大得多，如果我们要求真知，我们便不能不离开了人生的约束而前进。所以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从此以后，我敢于大胆作无用的研究，不为一班人的权势观念所笼罩了。”[10]
    三是“为新生活而读书”的旨趣。把学习与实现新生活联系起来，是“五四”学人追求的又一旨趣。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曾多次撰文或发表演说，呼吁学生要为建设新生活而努力学习。1920年蔡元培在《我的新生活观》中指出：“什么叫新生活？是丰富的，是进步的。……学问虽然与工作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学了以后，眼光一日一日的远大起来，心地一日一日的平和起来。生活上无形中增进许多幸福。”“要是有一个人肯日日做工，日日求学，便是一个新生活的人；有一个团体里的人，都是日日做工，日日求学，便是一个新生活的团体；全世界的人都是日日做工，日日求学，那就是新生活的世界了。”[11]
    “五四”学人在学术旨趣上多元化的趋向，反映了“五四”学术的自由精神和独立品格。应该说，正是这种自由精神和独立品格，表明“五四”学术已走出传统的“读书求仕”的老路，成为中国学术范式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大特征。
    （二）学术分类专门化
    中国传统学术，一般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著名的《四库全书》即是按此类别集成。当然，也有按不同功能分类的。如戴震、章学诚等人从“学问之途”，将中国学术分为义理、考据、词章三门。[12]曾国藩则认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13]（《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但不管如何分类，从现代学术的角度去看，中国传统的学术基本上是文史哲不分的。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分类，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首先意识到中国学术须重新分类的是王国维。1902年，王国维在致张之洞的一封信中，对张之洞制订的分科大学章程不设“哲学”一科，提出了严厉批评。[14]（《静安文集续编·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随后，在学人们的努力下，中国学术开始从两方面进行学科的整合：一是文史哲分家；二是引进西方新学科。至“五四”，现代意义上的专门性的学术分科已初步定型。
    在此，我们不妨举北京大学的学系建设情况来加以说明。1898年，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成立。初时，京师大学堂不设科，仅开设诗、书、礼、易、春秋。1902年后，张百熙出任管学大臣，主张在京师大学堂设科开课。1903年设有经学、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8科。是为大学正式分科的开始。由于当时清廷并不重视教育，京师大学堂停停办办，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建设并未能开展起来。中国学术在大学的分科建设真正起步是民国成立之后。1912年，以蔡元培为总长的民国政府教育部下令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同年，民国政府公布《大学令》，明令大学不再以经史之学为基础，应以教授高等学术为宗旨；大学分文、理、法、商、医、农、工7科，以文、理科为主，取消经学科。这是一次重大的变革，它标志着中国学术从现代学科建设的意义上，开始摆脱经学时代的范式，探索现代新范式的建立。1916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受新文化运动的鼓舞，为促进中国学术向现代的转型，蔡元培在北京大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学科建设上，蔡元培最重大的举措，即是在1919年宣布“废门设系”。1919年，北京大学共设数学、物理、化学、地质学、哲学、中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俄国文学、史学、经济学、法律学等14个学系。
    北京大学的学科分类建设，仅是五四时期中国学科发展的一个缩影。从传统经学时代的文史哲不分，到五四时期学科的专门化建设，无疑是中国学术走向现代范式的又一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