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洋军阀的特点问题，不少学者从多种视角阐发了自己的观点。彭明认为北洋军阀的特点有三：一是军阀们各有一支为自己争权夺利而服务的军队；二是各有一块可以随意搜刮和统治的地盘；三是军阀大都是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统治的工具（注：彭明：《北洋军阀（研究提纲）》，《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5期。）。 李新认为北洋军阀的特点是：（一）采用外国兵制；（二）财政来源已不完全依靠封建经济、举借外债；（三）实行募兵制，兵源主要依靠招收破产农民或其他劳苦群众；（四）不断分裂，乃至发展为各成一派，各据一方，连年混战（注：李新：《北洋军阀的兴亡》，《史学月刊》1985年第3期。）。 来新夏等则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特点来认识北洋军阀集团：第一，它以封建地主阶级为其主要的社会基础；第二，割据称雄，拥兵自卫；第三，各树派系，荣损与俱；第四，纵横捭阖，制造政潮；第五，卖国媚外，残民以逞。（注：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版，第5－12页。）不难看出，学者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相近的。但在进而如何给军阀下定义、立界说的问题上，意见分歧还比较大。李新在专门论述军阀定义的一篇文章中对军阀作了这样的诠释：军阀是一种特殊的军事集团，它拥有以个人为中心并由私人关系结合起来的一支军队。它通常据有一片固定的或比较固定的地盘，并在这块地盘上实行直接的军事统治。军阀政治是封建统治的一种特殊形式，凡实行这种形式的封建统治者，无论其大小乃至贵为天子的全国统治者，我们都可以称之为军阀。（注：李新：《军阀论》，《史学月刊》1985年第1期。）这一关于军阀定义的论述可概括为私兵、地盘和武治（直接的军事统治）三条，其中是否实行武治是判别军阀与非军阀的最重要的标准。来新夏对此提出了疑议，他认为私兵、地盘、武治只是作军阀应具备的基本条件，而不是决定本质的东西。拿这三项和军阀特别是北洋军阀的现实情况相比量，往往有不相符合者。给军阀下定义固然应包含条件，但最终须取决于本质，而最能体现本质的是在一定思想指导下的行为，或说行动准则。基于这样的认识，他给军阀下了如下定义：“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近代军阀是以一定军事力量为支柱，以一定地域为依托，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以封建关系为纽带，以帝国主义为奥援，参与各项政治、军事及社会活动，罔顾公义，而以只图私利为行使权力之目的之个人和集团”。（注：来新夏：《论近代军阀的定义》，《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2期。 ）由于“军阀”这一称谓从其产生和使用情况看，只是用作贬义的政治性通俗名称，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学概念，因此，要对它作科学的界定，殊属不易。但尽可能准确完整地表述它的含义，却是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它关系到人们对军阀本质的认识，更关系到诸多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评价。
    对北洋军阀集团在辛亥革命前后各16年活动的历史作用的评价问题，史学界曾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地一概贬斥否定到对其中的某些方面给予适当肯定的发展过程。在建国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对北洋军阀的认识与评判局限于阶级关系、阶级本质这一单一的角度，因此，“落后”、“腐朽”、“反动”也就成了该集团的代名词。在对北洋军阀反动本质的揭露方面，黄志仁所撰《北洋军阀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摧残》和《北洋军阀破坏中国走现代化道路的史实》两篇文章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北洋军阀摧毁资产阶级民主制，推行专制独裁统治，这是对历史发展的极大反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限的灾难”。（注：黄志仁：《北洋军阀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摧残》，《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79年第1期。）而北洋军阀破坏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 摧残社会生产力的罪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北洋军阀顽固地推行媚外政策，疯狂出卖国家权益，极大地阻碍了民族经济的发展；（二）连年不息的军阀混战给国民经济带来了浩劫；（三）北洋军阀的横征暴敛，吞没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严重地破坏了工农业的再生产；（四）北洋军阀凭借反动政权竭力维护封建买办的生产关系，严重地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注：黄志仁：《北洋军阀破坏中国在走现代化道路的史实》，《中国经济问题》1980年第5期。）就北洋军阀的本质而言， 这些论述与评价应该说是切中了要害的。但如果不是从单一角度，而是尽可能全面地去审视该集团在近三分之一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则也很难说是一团漆黑，一无是处。80年代后，不少学者从多种视角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或富有启发性的见解。如吴兆清、邓亦兵分别在各自研究北洋建军问题的文章中，对袁世凯用西方资本主义的军事制度改革腐朽落后的封建主义军事制度的举措在近代军事发展史上应占有的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注：吴兆清：《袁世凯练新军改军制及其历史地位》，《历史档案》1987年第1期； 邓亦兵：《论袁世凯的建军实践》，《北方论丛》1988年第3期。）。 虞和平通过对1912年至1921年间北洋政府所颁布的40多项经济法规的具体分析与综合考察，认为这些法规发挥了以下功能作用：第一，政府经济管理法制化和经济化；第二，企业和企业家法人化；第三，竞争的自由化和正规化；第四，融资渠道的社会化和国有化，并得出了“民初经济法制建设在中国经济近代化历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和作用”的结论（注：虞和平：《民国初年经济法制建设述评》，《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而袁继成、王海林两人则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这两个重大外交事件的是非得失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与以往判然有别的观点，认为：冷静地把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这两件事放到中国近代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争取国家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斗争的长河里考察，就会觉得中国参战不是没有道理，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是有失也有得。（注：袁继成、王海林：《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 ）这些论述反映了北洋军阀集团在一些具体事例或特定方面所起的不可抹煞的作用，那么，对这一集团在其整个兴衰存亡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究竟又该给予怎样的总体认识呢？来新夏对此提出了以下几点估计：（1 ）北洋军阀集团是维系晚清十余年统治的一个支柱；（2 ）北洋军阀集团是辛亥革命时期转移政权的主要军事力量；（3 ）北洋军阀集团所把持北洋政府是辛亥革命后统治中华民国的政权代表（含对外的国家代表）；（4 ）北洋军阀集团为由统一走向再统一的过渡作了铺路工作；（5 ）北洋军阀集团使中国的军制摆脱了旧有的落后陈旧的状态（注：来新夏：《北洋军阀史研究札记三题》，《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需要说明的是：第一，这些估计按过去的观点似有涂脂抹粉之嫌，但应该说是历史真实情况的反映；第二，从中国近代化的全过程来看，北洋军阀在中国近代政治舞台充当主要角色的32年，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时期。虽然由于研究所限，目前对北洋军阀在其中的具体作用尚不甚明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这一时期所以能在中国近代化全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应该说与当时政治舞台的主角北洋军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