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是北洋军阀史研究中具有特殊意义的课题，长期以来受到史学界的关注。过去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多从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的角度立论，而且具有明显的程式化倾向，以致对它们间的关系作了帝国主义是北洋军阀的靠山、后台，而北洋军阀则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走狗之类的简单描述；有的论者甚至还把充当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统治的工具视为北洋军阀的一大特点（注：彭明：《北洋军阀（研究提纲）》，《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5期。）。之后，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这种有失简单化的方法和片面的结论逐渐得到扭转。不少论者注意到，卖国媚外并不是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关系的全部内容，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变幻的，不能采用一成不变的公式去硬套。有的军阀派系确是卖国求荣、甘奉帝国主义为自己主子的，如段祺瑞皖系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即属于此种类型，不少论者曾专门撰书立说，以大量确凿可信的事实给予有力的论证（注：章伯锋：《皖系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裴长洪：《西原借款与中国军阀的派系斗争》，《河北学刊》1983年第4期；庄鸿铸：《试论段祺瑞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勾结》，《新疆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章伯锋：《皖系军阀与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但也不能不看到，军阀有需要向帝国主义投靠求助的一面，又有利害矛盾的一面，笼而统之地称为帝国主义“走狗”、“工具”，不一定完全合乎实际情况，“其间关系往往是随时随地而有极多变化和复杂的内容”（注：孙思白：《论军阀史研究及相关的几个问题》，《贵州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 不少论者从具体史实的研究方面支持和证实了这一观点。如俞辛焞在《日本对直奉战争的双重外交》一书中，具体分析了日本外务省和军部对直奉战争采取不同态度的原因及其后果，提出了“实际上这是一种双重外交，或二元外交”，“外务省和军部互相配合，执行侵略政策”的观点，从而从一个侧面揭露了帝国主义侵华手段的诡诈多变（注：俞辛：《日本对直奉战争的双重外交》，《南开学报》1982年第4期。）。 车维汉《张作霖与郑家屯事件》一文评价了张作霖在郑家屯事件交涉中对日本的侵略行径所进行的抵制和斗争，并分析张在该事件交涉中所以对日采取强硬态度的原因：“其一，随着张作霖地位的不断提高，逐渐滋生了维护统治权威，摆脱日本控制的自主欲。其二，受全国反日声势的震慑和影响。第三，与同日本统治集团反对派的矛盾有关。”（注：车维汉：《张作霖与郑家屯事件》，《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5期。 ）而娄向哲《直系军阀政权与英美关系初探》一文则从财政、军火等的支持与援助几个方面，对1922年5月至1924年10 月直系军阀把持北京政府期间与英美帝国主义的关系作了初步考察，得出了英美对直系的支持并不明显的结论（注：娄向哲：《直系军阀政权与英美关系初探》，《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6 年第1期。）。这一观点与英美是直系后台、直系是英美代理人的传统看法有着较大区别。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这种既密切勾结、沆瀣一气，又各怀鬼胎、时起争斗的关系，贯穿了北洋军阀兴衰起落的全过程，并在当时政治、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各种不同形式的表现。但由于这一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加上资料挖掘不够充分，研究成果又相对较少，且多拘于某一问题、某一片断、某一方面，因此，目前尚难于说清两者关系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