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乃至远东近代历史上划时代的重要事件，不仅对中日两国产生了巨大的直接影响，而且使远东国际形势的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次战争以中国的惨败而告终，是持续30余年之久的洋务运动最后失败的标志，又成为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是，中国的甲午战争史研究却起步甚晚，发展的道路又不是一帆风顺，直到近二十几年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自甲午战后至今，甲午战后史研究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甲午战后的25年，是研究工作缓慢起步的阶段；第二，从30年代开始，是研究工作开创与奠基的阶段；第三，50年代以后，是研究工作出现转机与发展的阶段；第四，70年代后期迄今，是研究工作进一步拓宽和深化的阶段。
    一甲午战后25年：缓慢的起步
    甲午战争失败给中国带来了空前的民族危机，开始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极大地震撼了中国人，形成了巨大的思想冲击，促成了民族的觉醒。值得注意的是，在国人日益觉醒的同时，甲午战争史研究却未能跟上。只要将中外情况做一对比，问题就很清楚了。
    从甲午战争后期到20世纪初叶，日本出版了大量有关甲午战争的书籍。其中以战史著作为主，主要有两类：一是私家著述，如川崎紫山著《日清陆战史》（东京春阳堂，1896）、平田胜马著《黄海大海战》（东京博文馆，1896）、川崎三郎著《日清战史》（东京博文馆，1897）等；二是官方著述，如日本参谋本部编《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东京印刷株式会社，1904）、日本海军军令部编《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东京春阳堂，1905）等。这些战史著作，大多为长篇巨帙，以史料丰富见长。如《日清战史》的著者川崎三郎，曾以随军记者的身份参战，战后搜集了中日双方有关战争的文献资料，以及西方人士的记述和评论，并遍访日军参战将领，据以撰成此书。全书取材广泛，颇多罕见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迄今仍为研究者必读之书。至于官方著述，系日本军事当局组织编纂，资料搜罗既易，叙述尚称详尽，自然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是，这些日方著作，除从军事角度叙述战争过程和总结战争经验外，在观点上则着力为明治政府的对外扩张政策歌功颂德，并歪曲事实，掩饰日方蓄意挑起衅端和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故决不能以信史视之。
    除战史之外，日本还出版了一批有关甲午战争涉及的国际法及外交方面的著作。如有贺长雄著《日清战役国际法论》（东京忠爱社，1896）、高桥作卫著《日清战争时期的国际法事件论》（Cases on International Law During The China-Japanese Wa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899）、《战时国际法先例论》（东京清水书店，1904）和《英船高升号之击沉》（东京清水书店，1910）、关善次著《日清战役外交始末》（东京中野书店，1900）、巽来治郎著《日清战役外交史》（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1902）、衣斐钵吉著《归还辽东的由来及真相》（东京外交时报社，1915）等。这些著作极力宣传中国在甲午战争中不遵守国际法，而日本则始终严格遵守战时国际法及国际惯例，以争取西方大国对日本的支持。高桥作卫的《日清战争时期的国际法事件论》即是用英文撰写，在英国出版，并求得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著名国际法学者胡兰德（T.E.Holland）亲自为之作序，以扩大影响。有贺长雄的《日清战役国际法论》先是在巴黎用法文出版（La Guerre Sino-Japanaise au Point de Vue du droit international,1896,Paris），后又出版日文版；法国著名法学界人士曾撰写评论，誉之为“五十年来国际法著作最值得重视的一部专著”（注：《〈日清战役国际法论〉讲评》，《法国学士会院道德政治部公报》，《讲评》译成日文刊于《偕行社记事》151号（1897年）。）。这些著作有一个共同的要害，就是用国际法的术语做概念游戏，甚至将法理研究建立在伪造的历史之上，以误导读者和世界舆论。最近，日本奈良女子大学名誉教授中塚明出版了他的新著《修正历史的伪造》（东京高文研株式会社，1997），对那些历史伪造者的揭露入木三分，是很值得一读的。
    欧美国家也发表了不少有关中日甲午战争的论著。英国伦敦出版了杜布雷，（Du Boulay）著《中日战争简述》（An Epitome of the China-Japanese War 1894-1895,London Harrison and sons,1896）、伏拉第米耳（Vladimir，为意大利学者Zenone Volpicelli的笔名）著《中日战争》（China-Japan War,London,Marston and Company,1896）、艾伦著《在龙旗下--中日战争目击记》（Under the Dragon Flag,My Expriences in the China-Japanese War,London,W.Heinemann,1898）和泰莱（William F.Tyler）著《中国事记》（Pullings in China,London,Constable & Co.Ltd,1929）。法国巴黎出版了那高（Ariga Nagao）著《中日战争》（La Guerre Sino-Japanaise,Paris,A.Pedine,1896）、布尔伏雷（M.Boulfray）著《甲午、甲辰两次被围的旅顺口》（Les Deux Sieges de Port Arthur 1894-1904,Paris,1907）和施阿兰（Auguste Gérand）著《使华记》（Ma Mission en China 1893-1897,Paris,Plon-Nourrit et cie,1918）。意大利那不勒斯出版了阿尔伯蒂（Amedeo Alberti）著《甲午中日战争》（La Guerra Cino-Giapponese 1894-1895,Napoli,Melti & Joele,1904）。德国斯图加特出版了巴兰德（Max August Scipio von Brandt）著《东亚政策》（Drei Jahre Ostasiatischer Politik 1894-1897,Stuttgart,Strecher & Moser,1897）。其中，伏拉第米耳《中日战争》一书的第三部分分为9章，叙述战争过程比较详细，书后又附录若干重要文件和书翰，颇为研究者所重视。艾伦《在龙旗下》是一本回忆录，在中国先后有过3种译本。作者目睹了中日黄海鏖战的整个场面及日军旅顺大屠杀的过程，将其亲身经历和感受形诸笔墨，故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不可以文学作品视之。《中国事记》作者泰莱曾受聘担任北洋海军旗舰定远舰副管驾，亲自参加过黄海海战和威海卫之战，故所记被视为研究甲午海战的重要第一手资料。尽管该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由于作者的偏见和私心作怪，颇多歪曲事实、捕风捉影之谈，不可尽信（注：戚其章：《英人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质疑》，《近代史研究》1982年4期。张荫麟将该书首次译成中文，题为《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刊于《东方杂志》28卷4期，1931年。）。正由于此，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中国史学界引发了一场关于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刘步蟾评价问题的大讨论。《使华记》作者施阿兰时任法国驻华公使，《东亚政策》作者巴兰德曾先后任驻日公使和驻华公使，回国后为德国外交部顾问，故这两本书对中国对外关系、三国干涉还辽及远东国际关系等方面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材料。
    至于美国发表的有关中日甲午战争的论著，主要是两类：其一是海战方面的文章。1895年出版的《联邦海军讲习会会刊》（Proceedings of the United States Naval Institule 1895,Vol.21,No.3）曾以《鸭绿江之役》（The Battle of the Yalu）为题，刊载了一组美国海军军官的评论文章。同年，美国海军出版的《世纪杂志》（U.S.N.Century Magazine,August,1895）还刊出了两篇重要文章，即马吉芬（Philo McGitfin）的《鸭绿江之战》（The Battle of Yalu）和马汉（Alfred T.Mahan）的《鸭绿江之战的教训》（Lessons from the Yalu Fight）。马吉芬在甲午战争中担任镇远舰帮办，参加了黄海海战，曾身负重伤，所撰《鸭绿江之战》详实真切，读之如同亲临，为难得的第一手材料。马汉则是一位有影响的美国海军战略理论家，曾两度担任海军学院院长，他的评论文章亦为研究者所重视。其二是外交方面的书籍。美国政府于1896年发表的《美国外交文件（1894）》（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894,Washington,1896）收录有关中日战争的外交文件多篇。另外，美国波士顿出版了田贝（Charles Denby）著《中国及其人民--一位美国外交人员的观察、回忆与结论》（China and her People,being the Observations,Reminiscences & Conclusions of an American Diplomat,Boston.1906）和科士达（JohnW.Foster）著《外交回忆录》（Diplomatic Memoirs,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1909）。田贝时任美国驻华公使，曾担任马关议和前中日联系的居间人；科士达系美国前国务卿，被聘为中国赴日议和大臣的法律顾问。由于他们所处的地位，其回忆录也就成了研究者必备的参考资料。
    与日本和欧美国家相比，中国的甲午战争史研究工作未免相形见绌。当时刊印的有关甲午战争的书籍并不算少，但多为资料汇编。如陈耀卿编《时事新编》6卷（1895年刊本）、思恢复主编《中倭战守始末记》4卷（1895年刊本）、佚名编《谏止中东和议奏疏》4卷（香港书局，1895）、鲁阳生（孔广德）编《普天忠愤集》14卷（1895年石印本）、王炳耀编《中日战辑》6卷（上海书局，1896）、蔡尔康编《中东战纪本末》14卷（上海广学会，1896）等。这些书体例不一，取材角度各殊。《时事新编》专收报刊文章，以时论为主。《谏止中东和议奏疏》顾名思义是专录反对和议的奏疏，收有文廷式、安维峻、张之洞等主战官员的著名奏章及康有为等人的公车上书。《中日战辑》广泛搜集中外报章资料，按战争进程和时间顺序排比，条理清楚，内容亦较丰富。《中倭战守始末记》除收若干篇时论外，主要以战局的发展为线索，分别纂辑中外新闻报导，各成单元，其中不乏重要史料，为他书所无者。《普天忠愤集》内容较为庞杂，书中所收既有刘永福抗法的记述，亦有关于海防、铁路、造船、开矿之议论，惟激于中东之役败于东邻日本，特略详于甲午战争。《中东战纪本末》初编为8卷，另有续编4卷和三编2卷，书中所收有上谕、奏疏、文告、函牍、条约，有采自中外报章的战地报导及一般时论，还有中外使馆所存之有关电稿，等等。其内容相当丰富，极有参考价值。
    还有一类是主要记叙亲身经历的著述。具有代表性的有3种，即冤海述闻客著《冤海述闻》（1895年刊本）、易顺鼎著《盾墨拾余》14卷（1896年刊本）和许寅辉著《客韩笔记》（1906年长沙刻本）。据笔者考证，冤海述闻客即北洋海军济远舰帮带大副何广成，因其与方伯谦关系密切，在方氏被军前正法后撰此书为其辩冤，因此书中多有偏袒方氏之处（注：戚其章：《〈冤海述闻〉研究》，王仲荦主编《历史论丛》5辑，齐鲁书社，1985年。）。时至今日，为方氏翻案者仍以该书所述为主要根据。尽管如此，该书保存了许多局外人所不知的甲午海战珍贵史料，是不能一概否定的。邵循正认为：“此书非尽实录，但与他书互相参证，亦可窥所述两次战役之真相。”（注：《书目解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以下简称《中日战争》）7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这是比较客观的评价。《盾墨拾余》作者易顺鼎本以举人纳赀为道员，工诗词及骈文，有文名，尝参刘坤一幕。马关议和后他南下依张之洞，为策助刘永福抗日，曾两渡台湾。该书卷五《魂北魂东杂记》记中东之战历次战况，卷六《魂南记》记两次赴台经过。尤以《魂南记》所述多亲身经历者，为他书所未载，堪称珍贵之史料。许寅辉以文童出身，应聘为英国驻朝鲜总领事馆文案兼翻译，将其在朝鲜的亲身经历写成《客韩笔记》一书，其中述及日人挑起衅端及迫害华人之事颇详，足以揭露日本以强凌弱、践踏国际法的丑恶行径。
    以上两类书籍重在历史资料的纂辑或记录，各具不同的史料价值，但无一能够算是史学著作。差可称为战史著作者，仅寥寥数种而已。其中，应首推姚锡光著《东方兵事纪略》5卷（1897年刊本）。作者熟悉中日两国间的历次交涉，时又在山东巡抚李秉衡幕中，“尝往来辽碣登莱，观察军情，因即所见所闻，参以中外记载，撰为此书。”全书分衅始、援朝、奉东、金旅、辽东、山东、海军、议款、台湾上、台湾下10篇，叙述全面，基本概括了甲午战争的整个过程。有论者称：“此书记载详瞻清晰，虽间有舛错，但远胜一时诸作。”（注：《书目解题》，《中日战争》7册。）实为确评。若论反映某一地区的战史，当以洪弃生著《台湾战纪》2卷（1907年印本）为代表。作者乃台湾彰化县鹿港人，本名攀桂，字月樵，著述甚丰，以诗闻名。战争爆发后，曾担任台湾中路筹饷局委员。割台后，取《汉书·终军传》“弃繻生”意，改名繻，字弃生，以字行。此书又名《瀛海偕亡记》，系取《尚书·汤誓》“予及汝偕亡”意，表示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斗争。上卷叙述乙未台湾军民抗日情况，至台南陷落止；下卷专述台湾义军与日本殖民当局浴血奋战的壮烈事迹。作者本是事件的亲历者，又具有很高的学识素养，故此书以记实为主，按斗争发展脉络钩稽铺陈，写日人之暴虐，述人民之反抗，读来真切感人，为国人所撰台湾早期抗日史的第一部著作。此外，池仲祐著《海军实记》（1926年刊本）虽成书稍晚，亦值得重视。池氏从青年时代投身海军，曾于1880年以文案随丁汝昌赴英国接超勇、扬威两艘快船，对海军创建原委及掌故皆熟谙于胸。1918年撰成《海军大事记》，严复称此书对海军“得失兴废粲然如视掌列眉”（《海军大事记》弁言）。以此为基础，又历时8年，《海军实记》始告杀青。该书采用纪传体，其《述战篇》下题曰《甲午战事记》，后附北洋海军阵亡将士姓名；又有《战役阵亡群公事略》、《战役死难群公事略》2篇，为是役牺牲将士立传。此书为有关中国海军的第一部专史。近人吴廷燮评曰：“甚文赡，其事覈，不遗善，不隐恶，斯非古之所谓信史欤！”（《海军实记》书后）亲历甲午之役的海军将领刘冠雄亦称：“兹篇所录事实綦详，优劣兴衰可为殷鉴。”（《海军实记》序）尽管如此，这3种书因受篇幅及资料所限，无论在内容的充实性还是结构的完整性上都是大有欠缺的。
    以上情况表明，甲午战后20余年间中国的甲午战争史研究，与日本和欧美国家相比，确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无论如何，有关研究终于缓慢地起步了。在当时的中国，未能产生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甲午战争的长篇巨著，当不是偶然的。治史者因受传统习尚的影响，大都偏重于古代史或前代史的研究，很少涉足当代史，故以上所介绍的各种有关甲午战争的著作没有一种成于史家之手。这些作者皆非专门史家，激于甲午之败，愤而著书，以警国人，但平日既无治史者所具有的素养和资料积累，一时又难以从广阔的范围来审视战争的进程及其结局，宜乎难有一部有关甲午战争全史的力作问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