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70年代后期迄今：拓宽与深化
    1978年以来，广大史学工作者解放思想，冲破学术禁区，甲午战争史研究也开始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无论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重要的突破。从此，甲午战争史研究进入了拓宽与深化的阶段。
    如何评价刘步蟾问题的公开提出，标志着甲午战争史研究领域新变化的开始。先是1977年11月，在沈阳举行的《中国近代军事史》书稿讨论会上，笔者宣读了题为《应该为刘步蟾恢复名誉》的论文，引起了与会的100多名中国近代史学者的极大兴趣。从1978年起，全国许多报刊就如何评价刘步蟾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几年内，先后发表的讨论文章近20篇。对于刘步蟾其人，或肯定，或否定，两种观点针锋相对。争论虽大，但涉及评价刘步蟾的关键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他在黄海海战中是否为自保而擅改阵形？二是他在黄海之战中的表现究竟如何？第一个问题是焦点所在，因此争论也最激烈。此问题源于北洋海军英籍洋员泰莱的回忆录《中国事记》。30年代初，张荫麟撰《甲午中国海军战迹考》，便采用了泰莱的记述。其后，范文澜在所著《中国近代史》中袭用是说，写道：“刘步蟾违反议定的阵势，发出信号，令舰队横列，主力舰居中。他是卑污的懦夫，企图居中躲避炮火。”（注：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258页。范老此书1947年出了第1版，至1955年出至第9版，故影响巨大。）从此，这似乎已成定论。讨论中，经过对《中国事记》所述进行考证和分析，始知泰莱在一些重要问题上都歪曲了事实，且有不少捕风捉影之谈，是不能凭信的。再考察刘步蟾在黄海的战绩，更证明他并不是临阵怯退的懦夫，而是英勇战斗，战功卓越，可称得上一位爱国将领（注：参阅拙作《英人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质疑》，《近代史研究》1982年4期；《刘步蟾黄海战绩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2期。）。这一结论，逐渐在学术界形成共识。于是，这便成为甲午战争史研究发展的一个新起点。因为研究者为了正确评价刘步蟾，必须在详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细致地研究甲午各次海战的全过程和北洋海军的各个方面，例如北洋海军的性质、海军人物、海防思想、洋员与北洋海军的关系、海军建设与洋务运动等，从而拓宽了研究领域，也加深了对有关问题的认识，将研究工作全面地向前推进。
    1984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90周年。是年9月，在北洋海军的根据地威海市，举行了甲午战争90周年学术讨论会。这是首次以甲午战争为专题的学术研讨会，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也得到各方面的支持，有来自全国15个省市的80多位中国近代史学者出席。从会后编辑出版的《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齐鲁书社，1986）看，这次会议的讨论内容相当广泛深入，所涉及的问题有：战争的历史背景、国际关系及英俄两国的远东政策、日本的战争准备与挑起战争的手段、人民群众的抗日斗争、东三省练军及辽东战场清军的后勤供应、帝后两党的战和之争、北洋舰队覆灭的原因、三国干涉还辽的影响、台湾人民的反割台运动及对台湾民主国的评价、战争对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冲击与民族觉醒、甲午战争与洋务运动发展的关系、载湉、李鸿章、翁同龢、刘坤一、严复、黄遵宪、柯铁等历史人物的评价，等等。由此可以看出，尽管学者们对许多具体问题的认识存在分歧，而对甲午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十分重要地位这一点却皆无异议。这正是此次研讨会的最大收获所在。
    以此次会议为开端，以后陆续举办了多次规模不等的甲午战争学术研讨会。其中，主要有以下5次：1.1990年2月，在北京举行的“纪念甲午海战95周年学术座谈会”，会后编辑出版了论文集《甲午海战与中国近代海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共收论文25篇；2.1994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纪念甲午海战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后编辑出版了《甲午海战与中国海防--纪念甲午海战10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95），共收论文41篇；3.1994年9月，在威海市举行的“甲午战争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编辑出版了《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甲午战争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人民出版社，1995），共收论文85篇，其中包括中国大陆学者论文59篇，台湾地区学者论文7篇，韩国、日本、德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学者论文19篇；4.1995年9月，在大连市举行的“海峡两岸《马关条约》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会后编辑出版了《海峡两岸〈马关条约〉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7），共收论文23篇，其中大陆学者论文16篇，台湾学者论文7篇；5.1998年8月，在威海市举行的“北洋海军成军110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会后编辑了《北洋海军研究》一书，共收论文36篇，将于近期出版。
    另外，还要提及两次甲午战争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一次是1994年6月，在台北举行的“甲午战争100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会后编辑出版了《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1995），共收论文33篇，其中台湾学者论文25篇，大陆学者论文2篇，韩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学者论文6篇；另一次是1995年6月，在日本东京举行的“日清战争与东亚世界的变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编辑出版了论文集《日清战争与东亚世界的变化》（东京まに书房，1997），共收论文35篇，其中日本学者论文27篇，中国大陆学者论文3篇和台湾学者论文1篇，韩国、蒙古、俄、美等国学者论文5篇。
    除上述有关甲午战争的学术讨论会以外，还先后举办过多次有关甲午战争人物的研讨会。其中，仅为纪念丘逢甲而召开的学术研讨会就有3次：第一次是1984年12月，在广东梅县举行的“纪念丘逢甲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后编辑出版了《丘逢甲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一书，共收论文21篇；第二次是1994年12月，在广东梅州市举行的“丘逢甲诞辰1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三次是1996年3月，在台湾台中市举行的“丘逢甲与台湾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会后编辑出版了《丘逢甲与台湾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逢甲大学人文社会科教中心，1996），共收论文13篇，其中台湾学者论文8篇，大陆学者论文5篇。其后，广东省丘逢甲研究会编辑出版了3次会议的论文选辑《丘逢甲研究--1984年至1996年专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共收两岸三地与会学者论文42篇（其中重收第一次会议论文12篇、第三次会议论文9篇）。丘逢甲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爱国者、教育家和诗人，关系到如何对他评价的问题主要有两个。第一，丘氏所倡导的台湾民主国究竟属于什么性质？这是争论的焦点所在。在中外政界人士及学者中间曾经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台湾民主国是宣告脱离祖国而成立独立国家。其实，这完全是误解。因为所谓“民主”，乃是“台民自主”之义，是在台湾被割让的情况下不得已而采取的“暂行自主”抗日保台的一种临时应变措施，其动机是爱国的，其作用基本上是积极的（注：戚其章：《关于台湾民主国的评价问题》，《北方论丛》1984年4期。）。这样的“自主”，“正是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而不是搞分裂”（注：孙克复：《论丘逢甲乙未保台斗争》，《丘逢甲研究》，144页。）。所以，将倡导台湾民主国理解为搞“独立运动”或成立“独立的国家”，是毫无根据的。第二，丘氏是否有卷饷而去的事？最早明确记述此事者为连横，谓丘逢甲“挟款以去，或言近十万云”（注：连横：《台湾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721页。）。一句“或言”，引起后人的争论不休。或信有其事，或著文驳辩，然皆举不出确证。故有论者主张不如任其“说者自说，疑者自疑”，而着眼于“探求丘逢甲在反割台运动中的实际表现”（注：《丘逢甲与台湾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87页。）似更有意义。这自是不得已的办法，但问题并未解决。主要的问题在于：丘逢甲是否有可能领到10余万两饷银？据丘氏给唐景崧、俞明震的几封信件，可知当时义军粮饷不继，拮据万分，连借饷几千两都很困难，从哪里能领到*
    10万两？再据范文澜考证，唐景崧就任时，藩库还存银40余万两，到他内渡时仅存24万两了（注：《中国近代史》上册，275-276页。）。那么，所少的16万两是否拨给了义军充饷？根据近年查到的日方档案，当时日军谍报已经查明，这16万两被唐景崧内渡前汇走了（注：《日军侵略台湾档案》，《中日战争》（续编）12册，中华书局，1996年，199页。）。一百年来一直困扰着人们的这个历史谜团终于解开了。
    再就是1988年在安徽合肥市举行的“李鸿章与近代中国经济学术讨论会”。当时会议的主办单位确定了这一中心议题，看来是用心良苦，从这方面评价李鸿章比较好谈，但实际上要回避经济以外的问题是很难的。会后编辑出版了《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一书，共收论文27篇，其中与甲午战争有关的论文占了一半以上。在中国近代史上，李鸿章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也是极其复杂的人物，所以对他的争论也最大。生前死后，毁誉相随。正由于此，对李鸿章的研究为数可观。据粗略统计，近百年来陆续问世的李鸿章传记、回忆录、年谱及有关专著不下30部，分别用中、英、日、德、法、俄等国文字发表于报刊的论文、评论高达400余篇。进入80年代以后，对李鸿章的评价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全盘否定的简单化做法逐渐少了，研究者更加注重实事求是，力求做到评价恰如其分。虽说如此，见仁见智总是不可避免的。例如，从经济方面看，对他有肯定有否定，但基本上是倾向于肯定。许多论者认为，当时他所创办的近代工业具有积极或进步的历史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历史潮流（注：参看张富强《建国以来李鸿章研究述评》，《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384、392页。）。所以，有论者称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化的奠基人和创建人”。但又指出：“令人遗憾的是，李鸿章放的中国近代化第一炮，恰恰没有放响，他又是中国近代化的失败者”。从军事方面看，对他的评价是臧否参半。他创建北洋海军，构筑海防工事，是为了防范外来侵略，尤其针对东邻日本，无疑是应该肯定的。而由于他的避战求和和指挥失当，又是他“最严重的误国大过”（注：姜铎：《略论李鸿章》，《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10、15页。）。从外交方面看，虽然对他也是有肯定有否定，但基本上是倾向于否定，自不待言。争论的焦点是：究竟李鸿章是误国还是卖国？李鸿章误国说由来已久。当年，张謇参奏李鸿章“主和误国”，即有“非特败战，并且败和”之语，最为人传诵（注：黄浚：《花随人圣盦摭忆》，上海古籍书店影印本，1984年，447-448页。）。其后，洪弃生撰《中东战纪》序，亦称：“清师之败，李鸿章有三误焉：一误于望和；二误于待和；三误于求和也……误国深矣！”（注：《中日战争》（续编）12册，378-380页。）那么，他有没有卖国的行为？具体地说，他是否真的接受了俄国人的巨额贿赂？或认为，俄国财政大臣维特（Count Sergius Witte）说李鸿章接受了贿赂，“但没有其他实证材料，只有俄方的孤证，没有旁证……如果维特所说属实的话，那就很难洗清李鸿章的卖国罪责。”（注：《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4页。）也有论者指出：“俄国档案中有着清楚的记载，但是善良的人们仍然不敢相信那是事实。”（注：孔祥吉：《胶州湾危机与维新运动的兴起》，《历史研究》1998年5期。）从俄国文献看，此事既见于《维特伯爵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6）第四章《我与李鸿章的交涉》，又见于《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三联书店，1957）第四篇《关于收买中国大臣李鸿章和张荫桓的电稿》，恐怕很难说是孤证。何况后者多次记述此事，对贿赂过程有着详细的交代，试看俄国驻北京官员寄回莫斯科的两则密电；其一称：“昨晚极秘密地将李鸿章请来我处，通过璞科第告他，如果和我国成立借款……当酬他银五十万两，作为他在办理此事时必需的秘密开支，李鸿章同意竭力协助；假使我国能按十足数借款，他保证大致可以成功。”其二称：“今天我付给李鸿章五十万两（按北京习惯所用市平银重量），计值四十八万六千五百万两（按银行所用公砝两重量折算）；李鸿章甚为满意。”（注：《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择》，204-205、209-210页。）这些密电不可能是虚构的。可见李鸿章这个人物确实太复杂了，今后还需要进行更细致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