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30年代开始：开创与奠基
    近代中国对甲午战争史的真正研究始于30年代。以此为起点，甲午战争史研究进入了开创与奠基的阶段。
    进入2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更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其御用文人大肆鼓吹侵略史观，为日本政府推行的军事扩张政策服务。其突出的表现是，美化、甚至神化那些在对外侵略战争中立过“大功”的文武大员。所以，出版人物传记，在日本出版界一时竟成为时尚。其中，一类属于人物传记汇编。如《日本新英杰传》（东京东亚堂书房，1912）、4卷本《明治功臣录》（东京，1915-1918）、多卷本《类聚传记大日本史》（东京，1935-1936）、《人物评传全集》（东京，1935）、3卷本《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东京原书房，1936）等。凡是甲午侵华的重要分子，像政界的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陆军的山县有朋、大山岩、川上操六、山地元治和乃木希典，海军的伊东祐亨和东乡平八郎，无不传上有名。另一类是传主为一人的传记。当时集中歌颂两个人：一是陆将乃木希典，有《乃木将军传》（1927年刊本）、《将军乃木》（东京，1928）、《回顾乃木将军》（东京菊香吟出版会，1936）等；一是海将东乡平八郎，有《伟人东乡元帅》（大阪，1934）、《圣将东乡平八郎》（东京，1934）、《东乡元帅景仰录》（东京，1935）等。此时已称东乡为“圣将”，嗣后又将乃木尊为“军神”。显而易见，这是为日本下一步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预作思想动员。这些日本御用文人所写的书已经谈不上学术，完全与甲午战争史研究风马牛不相及了。
    不过，在日本学术界有一些正直的历史学家并不愿随波逐流，他们一秉治史者的良知和责任感，试图按历史的本来面目撰写一批有关甲午战争的学术著作。这里举出两本书为代表：一本是田保桥洁著《〈天津条约〉以后中日开战以前近代日华鲜关系之研究》，一本是信夫清三郎著《日清战争--从政治外交方面的观察》。
    田保桥洁系朝鲜京城帝国大学教授，从1923年着手研究明治时代的中日关系，重点放在甲午战争之起源至媾和这一时期，费六七年之功，屡加改订，始于1930年成篇。作者自称：“本篇为未定稿，供先辈同学诸氏之高阅。”盖为避讳当世文网之灾，预作退步也。此书虽为非卖品，却迅速流传，不胫而走，造成始料所不及的影响。当时，信夫清三郎还是一个刚过20岁的大学生，读了该书大受鼓舞，立志以此为自己今后的研究方向。该书也很快传到中国，于1932年译成中文，改题为《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正式出版（南京书店，1932）。译者王仲廉在书前“小引”中曾说明其翻译此书的原委：“译者于决心译出之前，曾细读一过，觉其立论尚公正，对中日两国现存之公文书及两国当局之记录或秘录，一一阐发无遗。于三十余年后之今日，于日人又进一步重施其故技于我东三省领土之今日，诚一不可不读之书也。此书所叙，纯系日本方面挑起战端之经过情状，为覈实计，易其名曰《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甲午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甲午战争究竟是谁先挑起来的？日本军方报告及官私著作一贯宣称：中国济远舰首先在丰岛海面开炮轰击日舰，挑起了这场战争。而田保氏则力驳这一谎言，认为：“济远……不独并未如日本海军方面所言整顿战斗准备，且对于数倍于自己之优势的敌舰队而谓为具有战意，亦属难以凭信。”他指出：“发炮时间孰先？亦不成重要问题。开战之责任在于日本舰队。当时日本国政府称济远首先发炮而开战端，努力将开战责任转嫁于清国政府者，大概欲努力将‘日本国起于被动’之概念传布于各国之故欤？”（中译本，188-189页）仅此一点，在当时已为空谷足音，弥足珍贵！故王信忠阅读后，大加称许道：“立论公正持平，允称佳作。”（注：王信忠：《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所附“参考书目”，北平国立清华大学，1937年。）信哉斯言！
    信夫清三郎这个名字在中国学术界并不陌生。他一生著述甚丰，所主持编写的《日本外交史》上下卷和所著4卷本《日本政治史》，皆已先后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及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信夫氏出生在一个学术气氛浓厚的家庭，祖父为维新时期的著名汉学家，父亲曾任外交官多年，兼从事外交史研究，后在早稻田大学讲授外交史与国际法。信夫氏秉承家学渊源，又受到田保桥洁的影响，还在九州大学读书期间，花3年的功夫便写出了这部《日清战争--从政治外交方面的观察》。此书于1934年10月出版，未料到仅一周便被日本政府查禁。当时在日本学术界，“外务省派外交史学”占有统治地位，而清夫氏的研究正同外务省及军部的观点相对立，自然会遭此厄运。其后，他被迫对该书进行修改，在史学前辈服部之总的指导下，易名《陆奥外交--日清战争外交史研究》，于1935年11月再次出版（东京丛文阁，1935）（注：1994年适逢甲午战争爆发100周年之际，笔者约请山东社会科学院于时化研究员，将此书译成中文，为了出版的方便，又改名为《甲午日本外交内幕》，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尽管如此，作者仍然坚持自己的基本立场，在再版序言中写道：“关于日清战争的研究至今几乎仍然是一个未开垦的领域。旧史学由于方法方面的缺陷，未能深入于现象的本质，或者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其观念被歪曲，这都是由其立场而带来的必然结果……拙著是在感到旧史学的上述缺陷的基础上，为填补我们的史学的上述空白，对于旧史学来说，是为了使被歪曲了的关于日清战争的叙述向事实真相靠近一步，我所做的一点点努力的成果。”直到晚年，他还回忆说，自进入学术界，“便对继续不断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分析，使之成为自己研究学问的出发点”（注：《甲午日本外交内幕》译者说明。笔者认为，信夫的研究方向是正确的，但对某些问题的分析和论述也有可商榷之处。如他对“陆奥外交”性质的分析，即是如此。下文还要论及此事。）。确实，信夫氏的成果给日本的日清战争研究带来了生机，影响了一代历史学者。
    再看中国史坛的情况，就甲午战争史研究而言，所发生的变化更为显著。在此之前，《李文忠公全书》（光绪乙巳至戊申年刊本）和《翁文恭公日记》（1925年影印本）业已问世。陆奥宗光著《蹇蹇录》也被译成中文，易名《日本侵略中国外交秘史》出版（商务印书馆，1929）。德人佛朗克（O.Franke）著《三国干涉还辽秘闻》（Die Groβmk3chte in Ostasièn Von 1894 bis 1914,Berlin,1923）同时出版（中华书局，1929）。日人桥木海关所译编的《清日战争实记》中文本，大约亦在此期间问世。此书凡15卷，记述历次战役经过甚详，可补中国文献资料记述有关战事之阙漏。进入30年代后，《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932年起陆续刊印）、《清季外交史料》（1934年影印本）也先后刊印。鹿岛守之助著《三国干涉之检讨》（南昌，1934年印本）第一批外交著作也在此时陆续翻译出版。所有这些工作，为研究者提供了较前丰富得多的资料，为甲午战争史研究的开展提供了较好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当时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帝国主义加强了对中国的控制和侵略步骤，日本作为侵略中国的急先锋，更是野心勃勃，有一举灭亡中国之势。值此山河破碎、神州沉沦之际，中华爱国学人以借鉴历史，警醒国人，奋起而挽救祖国之危亡。于是，在缓慢起步之后，甲午战争史研究勃然而兴，进入了它的开创时期。
    在这一时期的10余年间，出版了一大批有关甲午战争的著作。主要有王锺麒（伯祥）著《中日战争》（商务印书馆，1930）、王芸生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大公报社，1932-1934）、吴兆铭著《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1934）、参谋本部第二厅编印《甲午中日战争纪要》（1935年排印本）、张荫麟著《甲午中国海军战迹考》（《清华学报》，1935）、罗香林辑校《刘永福历史草》（正中书局，1936）、王信忠著《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清华大学，1937）、朱国定著《甲午之战》（正中书局，1939）、钱安毅著《甲午战争的教训》（正中书局，1939）等。这些著作篇幅不等，体裁有别，各具特色。如王锺麒著《中日战争》虽只10余万字，却是中国第一部全面叙述甲午战争过程的专著。《甲午中日战争纪要》也是全面介绍甲午战争的经过及结局，但重点放在军事方面，对历次战役的记述尤为详实，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叙述甲午海战和陆战的专著。《刘永福历史草》则属于口碑史学，由刘永福口述，黄海安记录，后又由罗香林加以编校。其中，有两章专记刘永福渡海援台和势穷内渡情况，填补了黑旗军渡台抗日历史的空白。仅此数例，足以表明进入30年代后，甲午战争史研究比前一阶段前进了一大步。
    在这里，需要特别介绍以下3部有关甲午战争的著作，即王芸生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王信忠著《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和张荫麟著《甲午中国海军战迹考》。
    王芸生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既是资深报人，又是著名文史专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念国难深重，提议在报上开辟专栏，每天刊载一篇中日关系文字，以为警醒国人之助，由王芸生主笔。于是，他的这部专著先在《大公报》专栏连载，从1932年起出单行本，至1934年5月出到第7卷，历时两年有半。全书共7卷，约150万字。其前3卷写甲午战争爆发的历史背景、战争过程、和议经过及战后瓜分危局。这是一部极有分量的多卷本学术著作。关于此书的写作动机和目的，张季鸾在序言中指出：“国家之可危可耻，百年以来，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吾侪厕身报界，激刺尤重，瞻念前途，焦忧如焚。以为救国之道，必须国民全体先真耻真奋，是则历史之回顾，当较任何教训为深切。”应该说，这个目的是达到了。它的长久流传便说明了它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和生命力。这部书出版后在日本也受到注意，前4卷很快被译成日文，题名为《日支外交六十年史》，从1933年到1937年陆续分册出版。刘大年评论此书说：“第一，此书在当时动员抗日斗争的舆论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明显的。虽有若干缺陷，并没有妨害它激发读者的爱国思想、民族感情。第二，它是那个时代的一部代表作。无论从思想、风格来说，都是这样。某些重大事件的真相，依靠它，才得以披露于世，为人们所知。”（注：刘大年：《王芸生先生和他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读后记》，《人民日报》1980年7月7日；又见《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8卷，三联书店，1982年，413页。）这是实事求是的评论。直到今天，王著仍是研究甲午战争乃至近代中日关系的必读书。
    《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是王信忠在清华大学研究院读研究生时的毕业论文，作为“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丛刊”之一种于1937年4月出版。全书分10章，约45万字。这是中国第一部研究甲午战争历史背景和起因的专著。在此以前，作者曾发表过一篇题为《甲申事变始末》（《清华学报》12卷1期）的长篇论文。由于运思成熟，资料准备充分，所以全书结构严密，写来得心应手。作者写作之前，已经读过田保桥洁和信夫清三郎的著作，并且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而他的此项课题却又与二氏相同，这必然会增加研究的难度。但是，作者却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首先，作者在占有资料方面独具优势。二氏著作所用的资料以日文为主，兼及西文，极少使用中文资料。如田保氏所用的中文资料仅《李文忠公全书》、《中东战纪本末》等两三种，而信夫氏所用的中文资料也不过多了《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两种而已。而作者则对中文资料的占有具有优势自不必说，即使在日文及西文资料的搜集方面也不比二氏逊色。其次，作者的视野更为开阔，表现出深邃的洞察力。田保氏的著作是从中日《天津条约》写起，意谓《天津条约》为甲午战争的爆发预先埋下伏线，这自然是有道理的；信夫氏的著作以东学党起事作为开篇，意其为甲午战争的直接导火索，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但主要的问题在于：日本之发动大规模的甲午侵华战争，是蓄谋已久的。《天津条约》也好，东学党起事也好，不过是它挑起衅端的借口，以此分析战争的起因显然是不够的。王信忠则独具只眼，从日本国内喧嚣一时的“征韩论”写起；然后写日本推行大陆政策迈出的第一步，即实为甲午战争导因的最初起点的《江华条约》；再写日本在朝鲜取得了驻兵权的《济物浦条约》；又写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实际上被否定而日本可随时派兵赴朝的《天津条约》；最后揭露“陆奥外交”的实质是“利用外交手段以挑衅之狡狯策略”（该书179页）。通过这样层层揭示和分析，便可清楚地看出，日本之挑起甲午战争并非偶然，不能归结为偶发事件，而是明治政府长期推行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因此，此书较田保、信夫二氏之书更有分量，也更有深度。
    张荫麟并非专治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他的主要学术贡献是在中国古代史方面。30年代初，他将泰莱的《中国事记》译成中文，以《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为题发表。从此，他更涉猎晚清海军与甲午海战的中外资料，于1934年撰《甲午战前中国之海军》一文，分两期刊于天津《大公报》之《史地周刊》。翌年，《甲午中国海军战迹考》发表。此书一出，影响巨大。直到今天，研究甲午战争史的学者还不能不读此书。该书的重要性主要不在于其中的一些结论，而在于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作者认为，以往关于中日海战的记载，“不独中日双方之报告互有出入，即我国之记录，亦多牴牾。除极抽象之轮廓外，旧史所承认之细节，由今观之，几乎无一不成问题，乃知严格考信之需要与艰难，于近世史殊非例外。”作者主张将传统的考证方法用于近代史研究，以增加研究的手段，并亲自实践。可惜他英年早逝，不然在这一研究领域必会有更大的成就。
    外国人士有关甲午战争的见闻和回忆，也有不少译成中文发表。主要有以下3类：
    第一，关于海战的记事和评论。张荫麟所译泰莱《中国事记》，以《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为题发表，已如上述。还有《香港孖剌新闻》（Hong Kong Daily Press）战地通讯记者肯宁咸（Afred Cunningham）的威海通讯，由李鼎芳翻译，题曰《乙未威海卫战事外纪》，发表于《大公报》（1935年5月3日《史地周刊》）。此外，《海事》杂志除刊出《汉纳根向北洋大臣报告公文》（8卷5期，1934）外，还译载了英国海军元帅贺伦比以及马汉和马吉芬对黄海海战的评论（9卷12期，1935；10卷3期，1936）。这些有关海战资料的翻译发表，有助于对甲午海战的进一步研究。
    第二，关于日军暴行的西方目击者记述。在这方面，最具影响的是艾伦《在龙旗下》中文本的发表。此书由费青、费孝通合译，题为《中日战争目击记》，在《新生》杂志连载（1卷、7、8、9期，1934）。后来兰言又重译，别出心裁地采用章回小说体，改题《旅顺落难记》出版。这样，便误导了读者，甚至使一些中外研究者把它当成文艺作品来读，认为不足凭信。其实，《在龙旗下》所述，完全是艾伦在旅顺经历的真实记录（笔者拟另撰文考证）。对照一下《中倭战守始末记》卷二所收的一篇《倭寇残杀记》，就十分清楚了。《倭寇残杀记》是《纽约世界报》（The New York World）记者克利尔曼（James Creelman）所写的一篇战地通讯，原题The Massacre at Port Arthur（《旅顺大屠杀》），刊登在1894年12月20日该报整整两个版的版面上。当时美国舆论倾向于日本，作为日本政府批准的美国随军记者，克利尔曼起初相信日本军队是“勇敢而人道”的“文明军队”（注：James Creelman,Fight at Pingyang,The New York World,Oct.5th,1894.）。但是，当他随日本第二军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并目睹了日军进攻金州和旅顺的战斗后，他的观点完全变了，因此写出了这篇著名的长篇通讯。将克利尔曼的《旅顺大屠杀》与艾伦的《在龙旗下》相印证，进一步证明了日军在旅顺所犯下的残暴屠杀罪行。在困难日益深重的30年代，将艾伦的书以《中日战争目击记》为题发表，不仅可补甲午战争中这一重大事件的文献之阙，而且也有警示国人的意义。
    第三，西方传教士的回忆录。甲午战争时在华的西方传教士，其中不少人后来都出版了回忆录，但译成中文本的则不多。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医师司督阁（Dugald Christie）的回忆录《奉天三十年记》（Thirty Years in Moukden,1883-1913）一书中有关甲午战争的部分，由陈德震译出，另以《甲午战时辽居忆录》为题，发表于《大公报》（1937年6月11日《史地周刊》）。其中，除详细地介绍了左宝贵的治军和牺牲情况外，还记述了日本军队“起初发生许多暴行。人们被粗暴地赶出家园，财产被劫掠，家具被烧毁，妇女的处境也是不安全的”，直到后来日本士兵才被“严格地约束”。这些记载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
    与此同时，在中国史坛上，有关甲午战争的论文也大量出现，而且选题趋于广泛化。这些论文，大致包括6个方面：1.甲午战争的历史背景和起因。如惜阴《光绪甲申朝局之变更》（《人文月刊》2卷5期，1931）、陈烈甫《甲午以前的中日邦交》（《新亚细亚》3卷9期，1934）、王信忠《甲午战前之中日外交政策概说》（《社会科学》2卷1期，1936）、问渔《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人文月刊》3卷9期，1932）、魏建猷《朝鲜问题与甲午之役》（《国专月刊》5卷4期，1937）等。2.北洋海军与甲午海战。如归与《中日黄海海战纪略》、《中日威海战役纪略》和《中日海战史料》（《海事》8卷5期，1934；10卷9、10、11期，1937；9卷6、7、10、12期，1935-1936）、晨园《甲午战役轶闻》（《海事》5卷7-8期，1932）、张荫麟《甲午战前中国之海军》（《大公报》1934年9月21、28日）、张其昀《甲午黄海战役回顾谈》（《外交评论》6卷3期，1936）等。3.国际关系与外交。如张忠绂《甲午战争与远东国际关系之变化》（《武大社会科学季刊》2卷3期，1932）、张禄编译《甲午战争中之俄国外交》（《国闻周报》11卷29、31、35、37、39期，1934）、左舜生《中日外交史上的李鸿章》（《外交评论》6卷3期，1936）、王信忠《中日马关议和》（《人文科学学报》1卷1期，1942）等。4.战争失败的影响和历史教训。如吴景贤《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学风》1卷9期，1931）、冯节《甲午战争之检讨》（《新亚细亚》10卷6期，1935）、宋云彬《甲午战争失败的教训》（《国民公论》2卷1期，1939）、于炳然《甲午战争的教训》（《新动向》3卷6期，1939）、陈辛慕《甲午之役的教训--〈清宫外史〉读后》（《新华日报》1943年3月21日）、陈恭禄《甲午战后庚子乱前中国变法运动之研究》（《武大文哲季刊》3卷1期，1933）、千家驹《中国财政史上的一页重要教训--甲午战争与中国财政》（《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4卷2期，1937）、周天放《甲午战后之东北与日本》（《行健月刊》1卷3期，1932）、登璈《甲午战争及其所予今日东北事件之教训》（《新亚细亚》6卷4期，1933）等。5.有关人物研究。如惜阴《书合肥轶事》（《人文月刊》3卷7期，1932）、曾士莪《书翁李相倾事》（《国闻周报》12卷27期，1935）、张健甫《谈甲午战争的李鸿章》（《前锋》创刊号，1940）、刘熊祥《甲午战前李鸿章的海防建设》（《中国青年》10卷4期，1944）等。6.专论。如杨松《论第一次中日战争》、翦伯赞《论中日甲午之战》（《群众周刊》4卷18期，1940；10卷2期，1945）等。
    在此阶段不到20年的时间里竟有如此众多的研究论著发表，是前一阶段所无法比拟的。此时的研究领域也趋于开阔，选题涉及军事、政治、社会、经济、外交、国际关系等方面。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甲午战争史研究已成为历史学科中的热门课题之一，不仅推出了一批具有深度的高水平学术专著，而且许多论文思虑周详，论述深刻，堪称优秀之作，表明当时的甲午战争史研究已经进入了它的开创时期，为此后研究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