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进入50年代：转机与发展
    尽管从30年代开始，甲午战争史研究进入了开创时期，但其重要成果的发表主要集中于前期，后来由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研究工作受到严重影响和干扰，难以正常进行。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甲午战争史研究才有了转机，进入了它的发展阶段。
    正是在这一阶段，开始了有组织的纂辑史料的工程。在中国史学会主持下，邵循正等编辑7卷本《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新知识出版社，1956）出版了。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科学出版社，1958）也出版了。同年，出版了阿英（钱杏邨）于10年前发表过的《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中华书局）一书。书中除有关甲午之战的诗歌和小说外，还辑录了散见于报刊、专集中的有关甲午战争轶事、时论及战纪等，故有相当的参考价值。《近代史资料》先后刊出了《丘逢甲信稿》、《长顺函稿》、《张荫桓致翁同龢函》，以及徐庆璋《辽阳防守日记》和吴质卿《台湾战争纪》等，也都是有关甲午战争的重要史料。至于台湾刊印的《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1972）11大册，属于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档案（注：笔者于1994年夏访问台北故宫博物院时，还有幸得见该院所藏之光绪朝《筹办夷务始末》稿本，认为若有此一编，将会对进一步研究甲午战争史大有帮助。但翻阅后发现其中许多月日文字有缺，于是建议该院与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联手，共同将稿本补全，合作出版，使成完璧，以方便研究者，并嘉惠学林。）。在上述各种资料中，以《中日战争》和《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两种最为重要。特别是作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一的《中日战争》，在出版后的数十年间，一直是研究者须臾不可离的基本资料。它对推动甲午战争史研究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此外，山东、辽宁等地及军队的文史工作者开展访问和调查工作，也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在50年代，战争的参加者和目击者还有不少人健在，抢救活史料正当其时，意义重大。如原北洋海军定远舰总管轮陈兆锵的《战时日记》、来远舰二副谢葆璋至好李锡亭的《清末海军见闻录》及炮手谷玉霖、水手陈学海等多人的重要战争回忆，都是在调查访问中发现或记录下来的，为研究甲午海战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再如当时搜集到的《丁汝昌遗墨》、《威海海防统领绥巩军戴（宗骞）示》及揭露日军残杀无辜平民暴行的《祭乙未殉难诸公文》等，也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旅顺除搜集到时人孙宝田所撰《甲午中日战争旅顺屠杀始末记》外，还广泛开展调查，记录下大量日军在旅顺大屠杀中的罪行资料。这些调查访问活动，得到了许多报刊的大力支持和配合。已经刊出的文章有3类：1.当事人的回忆。如赵泮馨《甲午战争志略》、王可举《甲午之战日军在荣成湾登陆攻陷威海军港事略》（《山东省志资料》创刊号，1958）等。2.根据调查材料并与文献资料相印证而写出的文章。如李时岳《甲午战争期间辽东人民的抗日斗争》（《光明日报》1958年9月15日）、威海市志编委会《甲午战争期间威海军民的抗日斗争》（《山东省志资料》1960年4期）、金纯泰《甲午战争旅顺抗日轶闻》（《辽宁日报》1963年1月7日）、也石《旅顺人民的血仇》（《旅大人民日报》1951年4月7日）等。3.有关人物生平、事迹调查的记述或评论。如中原《怀念甲午海战的民族英雄--访邓世昌长孙》（《新民晚报》1961年1月7日）、廉成烂《左宝贵生平调查》（《北京日报》1962年2月22日）等。
    在资料搜集和整理工作受到重视的同时，甲午战争史研究也开始得到广泛的关注。当时以“甲午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或“中日甲午战争”为题的出版物有多种，其中以贾逸君著《甲午中日战争》（上海知识出版社，1955）和郑昌淦著《中日甲午战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影响较大。此外，当时出版的有关甲午战争的专书，还有历史教学月刊社编辑《中日甲午战争论集》（五十年代出版社，1954），孙毓棠著《中日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的近代工业》（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陈伟芳著《朝鲜问题与甲午战争》（三联书店，1959）、戚其章著《中日甲午威海之战》（山东人民出版社，1962）、戴逸著《北洋海军》（中华书局，1963）等，也是各具特色的。《中日甲午战争论集》是中国最早出版的一部有关甲午战争的论集，因是年适逢甲午战争爆发60周年，编辑此书是要“回顾一下六十年前祖国人民遭受灾难的惨景”，“同时也为了纪念祖国人民不屈不挠英勇抵抗的精神”（该书前言）。但将此书理解为一本单纯纪念文章的汇编，那就错了。其实，集中所收的文章多数资料翔实，具有创见，甚至是填补空白之作。如周一良《东学院--朝鲜的反封建反帝斗争》、丁则良《马关议和前本李提摩太策动李鸿章卖国阴谋的发现》、孙毓棠《中日甲午战争赔款的借款》等皆一时上乘之作。《朝鲜问题与甲午战争》一书，乍看起来题目并不新鲜，细读之下始知不然。作者将事件置于更广阔的国际环境下进行考察，无论是在方法的运用还是研究的深度方面都前进了一大步。至于《中日甲午威海之战》一书，则是运用口碑史料与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方法撰述历史的一种尝试，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从这一时期所发表的论文看，不仅数量增多，而且选题更为开阔。如严启祥《中日甲午战争前中日在朝鲜的矛盾和斗争（1884-1894）》（《史学集刊》1957年1期），郭毅生、汤池安《论甲午黄海大战与中国北洋海军》（《文史哲》1957年6期），金冲及《论1895年至1900年英国和沙俄在中国的矛盾》（《复旦学报》1955年2期），陈诗启《中日甲午战争中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干涉活动和矛盾斗争》（《厦门大学学报》1959年2期、1960年1期），胡滨《1895年俄德法三国干涉日本退还辽东的内幕》（《光明日报》1953年12月12日），李光璧《甲午战争后领导台湾人民抗日的爱国主义者-徐骧、刘永福》（《历史教学》1951年3期）、徐义生《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外债》（《经济研究》1956年5、10期）和《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时期清政府的外债》（《经济研究》1957年8、10、12期），林星《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期间帝国主义在东三省的铁路争夺》（《历史教学问题》1959年1期），胡昭曦《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对四川的经济侵略》）《历史教学》1961年11、12期），洪静渊《从历史上看日本帝国主义对朝中的文化侵略》（《大公报》1951年6月26日），魏建猷《甲午战争中日寇对华暴行》（《解放日报》1953年3月16日），缪楚黄《五十年前台湾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新建设》1951年4期），来新厦《中日马关条约之际的反割台运动》（《大公报》1952年1月18日），黄苗子《不屈的台湾人民--读五十九年前点石斋画报的台湾时事画》（《新观察》1954年21期），祁龙威《从〈张謇日记〉看中国战争时的帝后党争》（《江海学刊》1962年9期），李鼎文《评介甘肃举人〈请废马关条约呈文〉及其他》（《甘肃师大学报》1963年1期），邓潭洲《十九世纪末湖南的维新运动》（《历史研究》1959年1期）等。这些著述皆为甲午战争研究一时之佳作。
    这个时期的甲午战争史研究表现出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研究者的思想开始活跃，并展开了争鸣。例如，关于刘永福的评价问题，即曾在60年代初展开过一场激烈的争论。先是李光璧发表《甲午战争后领导台湾人民抗日的爱国主义者--徐骧、刘永福》一文，到该文收入《中日甲午战争论集》时，又将题目改为《1895年台湾抗日战争中的徐骧和刘永福》。这一改动表明作者对刘永福的评价有了微妙的变化，即从“爱国主义者”降到虽在反侵略斗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却“称不起一个勇敢的坚强的斗士”（该书第65页）的地位。其后，从1961年开始，《广西日报》、《文汇报》、《福建日报》、《南方日报》等几家报纸，纷纷发表讨论文章，大都不同意贬低刘永福，有论者认为他是一位民族英雄，也有论者认为虽不是民族英雄也是爱国者，争论不已。再如郭毅生等的《论甲午黄海大战与中国北洋海军》，在当时来说也是一篇非常好的争鸣文章。文中提出了3点：其一，“现在的近代史书籍中，甲午战争被描写得灰黯失色，毫无生气，似乎清政府不抵抗，连广大人民、士兵群众和爱国将领等也被腐蚀了。很显然这是违背事实的”；其二，“对于中国北洋海军，我们觉得有很多问题值得重新加以研究和估价”；其三，“海战开始前阵形排列也不是总兵刘步蟾为了懦怯的目的而擅改；海战中广大将士都异常英勇，值得大书特书。”这些看法一反传统观点，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可惜的是，这次讨论未能进行下去。笔者在该文的启发下，曾专门写过一篇重新评价刘步蟾的文章，但在当时却没有发表的机会。后来，由于“文革”发生，甲午战争史研究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更谈不上学术争鸣了。
    在这个阶段中，台湾地区的甲午战争史研究亦有相当成绩，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4个问题。第一，有历史背景问题。如孙启瑞《朝鲜壬午军乱时的中日交涉》（《大陆杂志》34卷9期，1970）、王德昭《甲午战前中国处理“壬午事变”之经过》（《中国近代史论丛》1辑6册，1956）和《甲午援韩原由辨》（《中兴评论》1卷2期，1954）、梁中英《甲午战争前中日天津条约背景探原》（《复兴岗学报》1969年6期）、梁嘉彬《李鸿章外交与中日间朝鲜交涉》（《史学集刊》1975年7期）等。第二，有关海军与海防问题。如王家检《清季的海防论》（《师大学报》1967年12期）、《清季的海军衙门》（《史学集刊》1973年5期）、《清末海军留英学生的派遣及其影响》（《历史学报》1974年2期）和《旅顺建港始末》（《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6年5期）、马幼垣《甲午战役前旅顺威海卫大连等地之经营》（《近代史研究论集》，1967）等。第三，有关《马关条约》及其影响问题。如黄秀政《中日马关议和的割地问题》（《台湾文献》25卷3期，1974）、林子候《甲午战败后对和约的反应》（《台湾风物》26卷3期，1976）、李守孔《三国干涉还辽之交涉》（《大陆杂志》29卷7、8、9期，1967）、李国祁《三国干涉还辽后中德租借港湾的洽商与德璀琳上德政府建议书》（《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69年1期）等。第四，有关人物评价问题。如梁嘉彬《李鸿章与中日甲午战争》（《大陆杂志》51卷4期，1975）、程文华《赫德与中国近代外交之关系》（《国立政治大学学报》31期，1975）等。这些文章大都以史料详实见长，且其中有不少富于开拓性的佳作。例如，《三国干涉还辽后中德租借港湾的洽商与德璀琳上德政府建议书》的作者李国祁，凭借其曾在西德大学执教和从事研究期间所掌握的大量已刊、未刊德国外交档案资料，对德国于甲午战争后强占胶州湾内幕进行探讨，填补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项空白。《清季的海防论》作者王家俭于60年代因不满于国人忽视海军与海防研究的现状，深感“若无强大的海军，我国的海权与国防安全，殆即无从保障，而欲求将来在海洋发展史上争一席之地，更将困难重重”（注：王家俭：《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自序，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遂着手是项研究。通过作者对近代海防论的研究，便可明显看出，中国甲午之败实非偶然。这篇学术价值很高的论文，实开本世纪后半期中国海防思想研究之先河。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从50年代起，日本的甲午战争史研究更出现了积极的变化，即正直历史学家研究成果的出版明显增加，且对侵略史观和皇国史观展开了批判。如《日本军国主义》（东京大学出版会，1953）一书的作者井上清即坦言，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写作此书是要为“在反对东山再起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中略尽棉薄”。全书分2册，其第二册之第一篇题曰《征韩论和军国主义的确立》，第二篇题曰《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性质--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通过对日本帝国主义形成过程的论述，揭示了甲午战争的本质。作者认为，甲午战争发生的根源是“天皇制军国主义”，“为了消除1890年以来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日本经济矛盾的深刻化而提出向海外扩张的要求，形成了1894年推动天皇制进行侵略战争的经济上的主要因素”，而“天皇的国权主义代替了民众所要求的真正的国民主义，使民众为了‘对外强硬’而激昂起来，正是最理想地完成了天皇制发动中日战争的政治准备”（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5年，1、136、141页）。对日本发动的甲午侵华战争的根源作出如此深刻的分析，这在以往的日本著作中还是罕见的。《日表战争研究》（东京青木书店，1968）一书作者中塚明也认为，甲午战争发生的根源是“专制天皇制”，并指出：“发动日清战争是天皇制绝对主义对外政策在近代日本史上的‘最大杰作’。”由于“战争的主导权掌握在专制天皇制的官僚及军部的手中”，即使朝鲜不爆发东学党起义，清政府不派兵入朝，日本也会另外寻找借口，“凭借多年的准备将中国一举打垮，使之成为称霸朝鲜的契机”。因为“当时正德日本国内危机异常高涨之时，专制天皇制的当权者们早就等着这样的机会”（该书291、289、110页）。书中详细阐述甲午战争是日本“专制天皇制”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是明治政府蓄谋挑起的。后来作者还就此书所阐述的观点作出说明：“这一见解是站在研讨和批判19世纪后半叶以来对朝、对华侵略直到太平洋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立场上，即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历史学界的大多数学者的立场上得出的。”（注：〔日〕中塚明：《日清战争前的日本对清战争准备》，1996年打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