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为公与天下为家的潜变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注：《礼记·礼运篇》。），作为理想社会的学术追求，中国知识分子一直为之奋斗了数千年。然而，自公元前21世纪，夏禹建立起第一个以世袭为基本特征的国家制度，至上个世纪初叶，整整经历了四十个世纪，中国社会始终处在“家天下”的牵制之下。即使从秦始皇横扫六合，建立第一个封建专制国家起，到宣统逊位，民国肇兴，父子相传，一家一姓占有国家、君临天下的社会格局，也有两千余年了。其间虽屡有王朝之兴替，也只不过是易姓革命，无非曹家取代了刘家，赵家承袭了郭家，爱新觉罗氏的八旗子弟抢占了朱明的江山，数千年来，无改于“天下为家”的性质。“天下为公”只是学者们心灵上的憧憬和私心的祈祷，是政治家诱使百姓的口号或工具，以及有识果敢之士为之献身的奋斗目标。换句话说，“天下为公”从来就是载诸竹帛的可望之梅，而非利益均享的可食之果。孙希旦集解曰：“天下为公者，天子之位传贤而不传子也。”此说固然狭隘，但事实上恐怕也是其最基本的要求。然而，哪朝哪代，即使那些被誉为爱民如子、号称开明君主的天子，以及不甘屈辱、挺身反抗专制压迫的农民起义领袖，又有哪一位愿意身体力行这最低限度的原则？开明的君主充其量不过是个开明的家长，可以容忍贪污腐化，可以容忍少廉寡耻，可以容忍盗杀奸淫，但反抗家天下者则被视为十恶不赦之首，必置之死地而后安；农民起义领袖虽以推翻家天下为己任，也只是想要“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当如是也！”即使推翻了一家统治之皇室，代之而起的不过是另一家君临之天下。于是，相沿成习，家天下反而成为万古不易的真理积淀在社会心理的深层。忠其主即忠其国，背某家即背国家，这一荒谬的逻辑很少有人怀疑它的正确性。素称汉苏武节，只因其对刘家的矢志忠诚；然而，李陵虽为汉室浴血沙场，却因环境所迫，情非得已，未能马革裹尸，而与我们的“兄弟民族”联手，却被打入另册而永世不得翻身；司马迁仅仅由于为李陵说几句公道话，便遭汉武残酷的腐刑，皆无非被怀疑对刘氏的不忠。清虽被奉为正统，钱谦益仍难辞晚节不终之咎，因其最终还是背叛了朱明王朝；至于晚明悍将、清初新贵吴三桂，不仅由于其一改大半生为朱家尽忠守节的宿愿，而负卖主求荣、引狼入室之千古骂名，而且因其置三十年藩王地位于不顾，对爱新觉罗氏降而复叛，以图一逞，又担上了个反复无常、乱臣贼子的永世罪责。所谓“丹心早为红颜改，青史难宽白发人”（谢四新诗），可以看出，“家天下”早已成为国人固定的思维模式，只要背离了居于统治地位的一家一姓的要求，连青史也难宽宥，而只有遗臭万年了。基于如此“家天下”的观念、判断是非的标准和价值取向，显然不是民族的兴亡，更不是人民的利害，而是一家一姓之得失、荣辱。民族、人民，乃至国家，实际上成了一家的奴仆，成了一姓实现其掠夺、尊崇，乃至家天下的工具。天下为公，公又何在呢？
    家天下的事实，与公天下的学术思想的矛盾，实际上是社会与文化的冲突。然而，这种冲突数千年来一直被以武器的批判，即暴力作后盾的政治体制挤压在社会最封闭的角落。先识睿智之士尽管没有放弃“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的追求和学术上的寄托，常以为公的思想号召天下，所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从道不从君”（注：《孟子》、《荀子》。），但是，在强大的政治力量，甚至横暴不可理喻的暴力面前，作为批判的武器的学术，毕竟因其柔弱而不断地遭到武器的批判的扭曲，天下为公的口号仅仅是论证家天下合理性，或者为家天下粉饰太平的工具。“公道”也就被迫化之而为“私道”、“家道”。“中国学术，自下倡之则益善，自上建之则日衰。凡朝廷所闿置足以干禄，学之则皮傅而止。”（注：章太炎：《太炎文录》卷二《与王鹤鸣书》。）章太炎先生的这句话，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冲突可以说一语中的。自下所倡之学术，受自上所成之扭曲，求真、为公之学，一变而为天下人尽入皇室悫中的干禄致用之术；学之者自然将天下为公的根本置诸脑后，仅取其皮毛，以应付科举致仕、官场奔竞之需要。而“一”和“统”原本在天下为公的社会格局中能充分展示它的价值合理性，而在家天下的封闭王朝里，显然变成奴役百姓、压抑人性的精神枷锁。重民、保民，或者说“为公”，只不过是藉以稳固家邦的手段。于是，学者们有意或者无意，也只能退而求其次，把天下太平的理想寄希望于家天下的主人的身上--既强调一家一姓君临天下的“大一统”，推尊以家治国，所谓“乱莫大于无天子”（注：《吕氏春秋·有始览·观世》。）、“天下必须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注：《吕氏春秋·审分览·执一》。）；同时又向家天下之主进言：“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注：《尚书·梓材》。）。即使如道家，虽主张“绝圣弃智”，以“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法令滋彰，盗贼愈多”为其基本社会观念，认为“治乱之率（也），北面之过（也），南面之贼（也）”（注：《庄子·在宥》。），表现了对君权深恶痛绝，但也不能不屈从于家天下的已成之局，而承认“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不过要求“爱以身为天下，则可以寄天下”（注：《庄子·在宥》。）。也就是说，既然不能天下为公，也只有将天下托付给可以珍惜生命的“家长”了。家天下的思维模式就是如此浇铸起来的。家天下的社会体制也正是在这样的思维框架中，才有被认同为合理性的可能。
    如此家天下的社会，尽管还有一些仁人志士寄心于“天下为公”的理想，也只能高悬“三代”的旗帜，发思古之幽情，追慕往古部族时期的民主与平等，曲折表述对家天下的否定和批判。当然，历史只能向前发展，不过，自家天下的社会制度确立之后，中国社会每前进一步，都以牺牲生民的自由为代价。诸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豪情壮志与豪言壮语，虽有振聋发聩、催人自强不息的作用，但它也只能在有限的家天下的思维框架中运作，而不得越雷池一步。如是，天地之心何以立？生民之命何以立？往圣之学何以继？开万世太平也就只能是令人兴奋不已的一句空话！理学家的性命天道之学、三纲八条目，归根结底，还是引导人们藉助诚、正、格、致、修身、齐家，从而为一家治国，为一家平天下。也就是说，数千年来，在家天下的社会格局中，天下为公的理想不仅不能弘扬而付诸现实，反而在家天下社会格局和思维框架的扭曲下，变成了“天下为家”的合理性工具。
    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侯外庐先生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他在《中国思想通史》中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从来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私有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浜，莫非王臣”，一切都归王室所有，而无严格的私人占有性质，因此可以认为是公有或国有制。从表面看，当然也是从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层面，而非从政治体制方面看，侯先生的见解无疑是正确的--普天下臣民一心为代表国家的王室鞠躬尽瘁，生产方式受制于家长专制的大一统的生产关系，人的生存又取决于一家一人的喜怒哀乐，整个社会融为一体，似乎是公有或者国有。然而，普天之下，奉一家之私；泱泱大国，成一家之国，所有的社会财富，全部的生产资料，乃至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为一家一姓所占有。显而易见，“公”充其量也只是一家之“公”。由本质而言，封建王室占有国家的家天下，无疑是最大的私！
    如此之“私”，实难容纳如彼之“公”，“天下为公”的学术性质被弃置、被扭曲也就是“理所当然”之事。熊十力一针见血地指出：“自汉代以迄清世，天下学术号为一出于儒，而实则上下相习，皆以尊孔之名而行诬孔之实。”（注：熊十力：《读经示要》卷三。）其实就是说，数千年来，中国学术在家天下的淫威中，屈辱地改变了自己的性质；一家一姓之王室皆以中国学术之名，而行诬中国学术之实！
    当然，这并非说，数千年来中国学术一直裹足不前，“会有贤良乐胥之氏，则直去不顾，自穷其学”，所以“典章盛于唐，理学起于宋”，“小学经训昉于清世”，“此皆轶出科举，能自名家”，而非“官吏奖督之”。结论就是：“恶朝廷所建日深，故其自为益进也。”由此亦可说明，天下为公的学术思想与家天下之社会现实的矛盾与冲突，始终融贯在自夏以来漫长的社会历史之中。所以章太炎先生特别强调：“宗孔氏者，当沙汰其干禄致用之术，惟取前王成迹可以感怀者，流连弗替。”（注：章太炎：《太炎文录》卷二《与王鹤鸣书》。）其实，干禄致用并非孔学自下之所倡，实在是王室自上为家天下之需要所建；可以感怀、流连之前王成迹，也不过是再发思古之幽情罢了。
    20世纪初，清朝的覆灭，其意义远非前朝王室更迭可比。共和国的肇兴，不再是一家取代一家的易姓革命，而是持续四十个世纪的家天下的寿终正寝。这是私向公的飞跃，是家天下向天下人之天下的转化。其间虽然有袁氏的洪宪复辟，毕竟是逆流而动；军阀割据、蒋家王朝亦有家天下的性质，到底是假公济私。朝廷倾覆，学术自由自然可复，为学才有可能穷究根本而不为干禄。为天下、为公的学术终于从家天下的社会桎梏中解放出来。民国学术与前此以往最大的不同正是：
    天下人之天下的共和体制，打破了家天下的思维框架，消除了社会与文化的内在冲突，学术的自主性使学者们真正开始了自己的学术追求，尽管还需要为之付出血的代价。
    然而，就内容而言，民国时期的学术研究，乍看起来与前代似无不同。同样是儒家的修齐治平、内圣外王；同样是道家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同样是墨家的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如若不能把握上述由“私”而“公”质的飞跃，就无法感受中国学术在时代转换中无痕换骨的突变。
    民国的奠基者和创始人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仅由于他以压倒一切的气慨，唤起民众、组织民众，推倒了压在中华民族头上家天下的封建王朝，更由于他继往圣之学以天下为公的思想，开拓出中国社会、中国学术通向未来的发展之路。孙先生以天下为公的经典解释其民权主义，强调“主权属于国民之全体。是四万万人即今之皇帝”（注：孙中山：《民权主义》第六讲。），“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注：孙中山：《总理全集》一。），而民生主义、民族主义同样以天下为公的思想为基础，虽然难脱华夷之辨的情结，为公的社会与为公的学术，毕竟开始了为公的新纪元。三民主义与三P的政治思想（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中译民有、民治、民享）东西相互交映，进一步召唤长期处于家天下封闭中的华夏民族登上世界文明的大舞台。显而易见，民国学术在由私向公质变的基础上，充分显示其固有的兼容并包之长，缓缓地流向世界文化潮流，而表现中西交汇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