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价值合理性与功用合理性的冲突与渗透
    依韦伯（Max·Weber）的观点，人类历史的发展，特别是人类思想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合理性（rationalization）过程，因而把一切宗法的、玄想的、神话的等非理性东西日复一日地置诸脑后。然而，合理性的进路却有价值合理性与功用合理性（注：通常译为工具合理性，这里译作功用合理性更符合韦伯的本意，也易于理解。或者将两者译成道、器合理性，尤其与中国文化心理相合。）的不同，故其表现形式及在思维的层次上也多有差异。民国时期，学术思想既延揽中西，又兼纳今古，公与私的交争，鲜明地凸现了文化移植过程中不同的合理性同时俱进，并因此而冲突与协同的文化现象。
    据此，牟宗三在《我所认识的梁漱溟先生》一文中认为：“中西文化各具有不同的‘理性方向’（趋向），一是‘技术（工具）理性’，一是‘方向理性’。‘技术理性’不能决定生命的方向”，而“是由‘方向理性’所约定的”（注：《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第207页。注意，这里牟氏翻译为技术和方向理性。）。牟氏接着指出：“中国文化基本上就与西方文化不同”，实际上就是以韦伯的理论为依据，从合理性趋向的不同比较中西文化的。他的意思显然是说，中国文化是以价值理性“为其独特的原因及结果”的。
    应当肯定，由中国学术召引、传统道德孕育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多超越了安身立命的个人关切，而以太上之道为终极追求。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富贵于我如浮云”、“君子固穷”、“舍生取义”、“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以及“从道不从君”的理想和以身殉道的生命奉献，无处不表现重义轻利、谋道不谋食的生存态度。他们力图摆脱个人得失、荣辱，甚至生死之羁绊，升华而为主体意识，进一步超越并臻至与本体合一，即所谓无人合一的境界。为实现对此渺不可及的“道”的追求，更有“知不可为而为”的尽性主义。他们所谋、所忧、所从、所追求、所献身的“道”，落脚在现实社会就是“天下为公”的所行之道！为实现此“道”牺牲一切功利而在所不计，甚至不论成败，明知不可而为之。诚如司马谈之所言：“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注：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虽知其事难尽从，只要确认为合理的、理想的，就不会半途而废，放弃追求。可见，中国学术，自其奠基之日起，就是以价值合理性光耀于世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始终存在着价值合理性的冲动。
    然而，毕竟占统治地位的不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不是“自下倡之”的学术，而是代表一家一性利益的君主。他们不可能，也决不愿意牺牲其一家之利益，更不可能不计其家室之成败，以实现为天下人、为他们的臣民百姓之公的大道。学术的价值合理性也就年复一年、潜移默化而为功用合理性。儒家难以“尽从”的为公之道，也就变成维护家天下统治地位，且不可更易的“君臣之礼”，自下所倡的学术被自上而来的政治势力所强暴而不得不改变它的性质。这既是文化与社会的冲突、学术与政治龃龉，也是思想文化在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价值合理性与功用合理性各自表现的形式。不过，在漫长的家天下的社会史上，功用合理性始终居于统治地位，而致价值合理性挤压得面目全非。中国知识分子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虽忧民之艰辛，是价值合理性的尽情流露，但仍以忧君之失德倾吐对某姓王朝的忠诚。如此，既成邀宠君主之功利，亦是维系家天下稳定性的功用合理性的曲折表现。陆游有诗曰：“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为实现北定中原之梦，可以说是死不瞑目，其生命中充盈着的价值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但王师凯旋，江山一统，首先还是以维护家天下利益为至上的功用合理性。勿庸讳言，原本注重价值合理性的中国学术，不仅由于自上而下的强暴扭曲与功利性的诱导，同时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王朝的频繁更迭，家天下的兴而复亡所孕育的忧患意识，无形中取代了中国士阶层谋道、忧道、殉道的终极关怀，为家天下的统治谋利的功用合理性也就融摄了求真、求是、为实现人类最佳生存环境的价值合理性。以价值合理性为内核的中国学术，事实上早已变成了功用合理性的价值取向了。中国古代的事功派，如宋之陈亮、叶适，于此尤其表现得淋漓尽致。以至于帝制灭亡之后，尚有少数思想家，甚至是号称进步的思想家，仍然不能挣脱家天下的思维框架，欲以一家一姓之帝制，挽救国家民族之危亡。他们公然宣称：“存帝制以统五族，弥乱息争，莫顺于此”（注：康有为：《共和救国论》。），“共和之名不足多，专制之名不足讳”（注：章太炎：《章太炎政论选集》上。）。甚至像梁漱溟这样以弘扬儒家道统为己任、以天下为己任的“现代新儒家”，也是以“乡村建设”之事功，为其“一生的实践”（注：转引自范鹏《与哲学无缘的哲学家》，见《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第191页。）。显而易见，中国学术虽以价值合理性为内在的冲动，但实际上也常常以现实的功利为目的，而表现功用合理性的发展趋势。
    建立在科学、民主基础上的西方近代文明，虽不排斥如基督教人文精神的价值合理性，但显然是以功用合理性为其发展的内在驱动力的。近代中国，西方文化的浸淫渗透，并与中国传统学术冲突，似乎是与以儒家为代表的人文精神的价值合理性的冲突，其实不然。如前所言，在家天下的社会格局中，价值合理性的开展，对于专制主义的封建君主制度而言，无疑是与虎谋皮，扭曲也就在所难免。随着世界性封闭格局的解体，科学、民主思潮像决堤潮水般地奔腾而来，其势迅猛，锐不可挡，首当其冲的是暴虐天下的专制主义的功用合理性，实际上为中国学术价值合理性的自由发展，开创了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重视物质利益和个性发展的科学技术、民主意识的功用合理性，同塑造内圣外王理想人格，追求个体与主体、本体合一的终极托付的价值合理性，不仅没有冲突，而且是利害攸关、志同道合。民国时期所谓的全盘西化或充分西化（Wholesale Westernization）与昌明国粹的中西文化之争，科学与玄学之争等，事实上只是学者们立足点不同，比较选择和侧重的内容不同，他们致力的方向，即实现学术思想现代化的努力，应当说是殊途同归。希望立竿见影，尽快摆脱“落后挨打”困境者，着眼于坚船利炮、声光化电和宪政制度，在不同程度上片面强调只有科学才能挽救危亡，而援西学“补阙”、“起疾”，趋向于西方文化中心的趋同；翘首以盼中华民族长盛不衰，永远走在世界最前列者，则视人为决定的因素，反对科学万能之说，强调从人心道德、人性的塑造入手，而主张恢弘国学的人文精神和终极价值，表现为东方文化中心的趋同。诚所谓图救时者言西学，虑害道者讲旧学，虽各执一词，实则两者缺一不可。正是这样表面冲突、内在协同的中外文化接触，推进着中华学术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后人在评价这场中西、新旧、科玄的争论时，往往带着偏右西方文化的倾向。对新文化运动的过分肯定，无形中肯定了“打倒孔家店”这样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口号，由是否定孔子，否定儒学，把中国落后的一切罪过都推到中国文化的头上。中国近代化的困境不归咎于弃置或扭曲文化的政府，而归咎于被弃置、未被扭曲的文化。
    需要重复说明的是，原本可以决定民族素质、国家命运的文化，在过去的四千余年中，一直为家天下所奴役，逼迫而使之改变性质，修建他们暗渡陈仓的栈道：作为其存在合理性的理论依据，在政治上粉墨登场的道具，以及滥施其封建家长淫威的精神武器。中国学术的价值合理性也就完全消融在家天下“利来利往”的功用合理性之中。显而易见，此文化实非彼文化。通常所谓之文化，实在是章太炎说的“自上建之”的文化，是鲁迅所斥的被抬至“吓人的高度”并作为”敲门砖”的文化，是熊十力所指“上下相习”，尊名诬实之文化，而非“自下倡之”的文化、以“天下为公”为终极追求之文化。所以，数千年王室之兴替，更仆难数，或失于帝王之暴虐，或失于吏治之腐败，即所谓六国不亡于秦而亡于六国，秦不亡于刘、项而亡于二世，清不亡于民国而亡于爱新觉罗氏的寡妇孤儿，皆因他们背离了中国学术的根本精神，而且背离得太多太远！中国学术代家天下受过数十个世纪，可以说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