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西文化的互补与趋同
    如果说，由于社会制度的转型，求真、求是、为国、为天下的学术，从私人占有国家的家天下解放出来，而表现无痕换骨、似同而实不同的话，那么，学术的中西交汇与相互渗透则是显而易见的。随着封闭格局的解体，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透过大清帝国洞开的门户接踵而来，西方学术思想也像决堤的潮水奔涌而至。继“师夷长技”、“尽变西法”、“中体西用”之后，民国时期学术也有“全盘西化”、“中西互补”、“融化新知”、“全盘承受，根本改过”之说。它们由不同的视角，审视西学，并以各自的价值观念，引介欧美乃至世界各民族的先进思想，为建设中国文化的未来，“采补其本无而新之”（注：梁启超：《新民说》。）。与以往不同，民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不再以西人的坚船利炮、宪政制度为满足。他们认为，“假使没有外力进门，环境不变，他会要长此终古”，至于声光化电、科学民主只是西方文化的枝实而非根本，因此“很苦于没有人将东西文化并提着说”，而有上述采补西学、促进中西学术会通的思维模式，作为对西方学术挑战的回应；甚至指出，若不能“无批评无条件的承认”西方文化的科学、民主精神，“将永此不配谈学术”（注：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由是，往圣先贤，如孔墨老庄、程朱陆王、顾炎武、黄宗羲之外，前代鲜为人知的伯拉图、亚里斯多德、希波格拉第、贝克莱、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马赫、达尔文、杜威、白璧德、马克思等域外思想家，也在民国时期的学术领域各领风骚。唯物唯心之辨、科学玄学之争、进化论的传播、社会史的论战、实证哲学、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无政府思潮、天赋人权之说、社会契约之论，种种泊来的奇思妙想竞放异彩。思想家更是以己意进退佛说，以佛家的空无旨趣，点燃创造精神之热情。儒学宰制天下的学术氛围荡涤殆尽，即使儒学以外的传统理论，也都不能固守其主体的地位。民国学术因此而色彩纷呈，表现多元并存、因革损益、互补趋同的发展态势。
    勿庸讳言，学术理论上的突破是实现社会变革和科学技术革新的先导，科学技术的进步无疑是学术思想因革的物质基础。近世交通、电讯、出版业突飞猛进发展，打破了大清王朝以闭关锁国名世的封闭格局，世界因之而融为一体，封闭的地域文化也表现为开放并呈世界性趋同的特征。民国时期的思想家显然较他们的前辈对此有更清醒的认识，意识到中国学术“须成为世界文化”（注：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才能自立于未来世界文明之林。“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体用观，以及“全盘西化”或“充分西化”，表面看来似乎是面向西方的单向选择，事实上他们更强调“旧学可损益，必不可叛”（注：《严复集》第三册。），不仅要“输入学理”，同时还需“整理国故”，并在中西结合的基础上“再造文明”，创变而成“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注：胡适：《试评中国本位文化的建设》。）。另一方面，国粹派高揭“用国粹激动种性”，学衡派学者以“昌明国故”为己任，本位文化派更是宣扬“根据中国本位”“检讨过去”、“存其所存”（注：王新命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还有被誉为新儒家蹬东方文化派，尤其以程朱之学奠基，“阐旧邦以维新命”，力图进至“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超越之境，乍见之下，好像还在固守儒家思想的废垒，其实他们对外来学术的关注，也不亚于高唱“西化”的时髦人物。不仅对于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罗马、希腊文化，而且对于近世崛起的欧美学术，他们同样强调“吸收其所当吸收”，藉以“把握现在，创造未来”（注：王新命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甚至提出“全盘承受”、“根本改过”的玄思性口号，融会贯通新人文主义、新实在论、逻辑实证主义等，显然还是中西互补的思维模式。至如把东西文化比作TWO STRONG MEN，“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而立东西文化调和之基础”（注：李大钊：《东西文化之根本异点》。）、实现“国粹与欧化的折衷”等等，无不体现合中西、内外于一体的学术路向，反映中国近代学术双向选择的特征在民国时期不断深化的历史事实。可见，民国三十多年的学术发展，同样表现中外文化的趋同，只不过由于文化定位的不同、价值取向的差异而有欧洲文化中心趋同、东方文化中心趋同以及本位文化中心趋同之分别，实无全盘西化与全面复古之对峙。
    中西学术的汇通，连带而起的是对佛学研究之热情。繁难艰涩的法相唯识之学，因其与西方学术的相似旨趣，风靡于民国学术领域。不仅是公羊学家，几乎所有涉足学术研究的思想家，亦公然为佛弟子而兼治佛学。他们或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评判空有二宗大义，而折衷于易”，儒佛共济，兼揽中西而实现近世的哲学革命；或以佛学非宗教非哲学、科学唯识观和人生佛学，确立佛学在近代社会举足轻重的学术地位；或以印度佛教与中国文化冲突、调和并结合而为一种新文化之往史，揭示世界不同文化互补、趋同的发展方向。中、西、印文化优劣得失之比较、选择，多元并存的学术态势，把中华学术推向前所未有的繁荣的历史阶段，为新时期学术之创变奠定了广泛的世界性基础。以传统固本，以西学致用，以佛家学说补本土文化理性思辨之不足，民国学术格局如是而已。
    新学理之引介，不仅使思想内容为之一新，而且也促进了新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传统文、史、哲混融兼治，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兼包并容的研究统系，为逐渐兴起的新学科分而治之，学术研究开始向窄而深的专门化的方向发展。这不仅意味着形式上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对新方法的汲纳。不借鉴西方的形式逻辑，就没有纯思辨的哲学；考古学恰恰是乾嘉的风流遗韵与科学实证法的结合；政治体制的变化才引导出政治学的思考；传播业的技术革新呼唤着新闻学的脱颖而出。其它如史学、社会学、法律学、教育学、军事学、经济学的专业化，还有传统的经学，以及藉西学更新的文学等，大体上形成现代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学术系统。它既为学者学术研究另辟蹊径，开拓了自由驰骋的思维疆界，自然也打破了传统的学术建制，无论是儒家的道统，还是禅道的派系，都无法规范新时期学术的形式和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