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化移植中的橘枳之变
    毫无疑问，民国时期“公”与“私”的交替，不仅为中国学术正常而非畸形扭曲的发展确定了一个适合的空间和良好的条件，而且也把自觉不自觉变异的人性从家天下一统的社会格局中解放出来，学者们才得以真正的致力于学术的继承和创造性转化。学术与社会的一致性，学者们的执著追求，加之中西文化的交汇不仅为传统增加了新的思维，丰富了学术的内容，同时也拓宽了文化研究的领域，滋育了中华民族文化新的生命力，从而使民国学术百花齐放，异彩纷呈，又形成一个学术的黄金时代。但这并不等于说，学术的发展就是铺满阳光、直达未来的坦途，就可以上达天地之心，下立生民之命，向前开出万世之太平。国民革命一举推倒了家天下的体制，家天下的社会却是某些遗老、新贵欲以千百倍的疯狂而恢复的天堂，家天下的余毒仍然像一具幽灵在民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倘佯。天下为公的学术，和致力于为公的学者自然也就成了他们复辟家天下的障碍，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于是，故技重施，在混战中以武力割据的同时，继以武化代替文化，力图再次改变学术的发展方向。于佑任曾改赵翼诗曰：“中原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数十年。”生民苦于军阀混战，学者更是成为欲恢复家天下的“英雄”们刀俎上的鱼肉了。学术研究仍然不得不在夹缝求其生存与发展。
    另一方面，西方文化的挑战，也使得原本大体上单元的中华文化呈现多元的状态，优劣得失之比较势在必行。其长在于共同推进学术的深化与进步。但由于上述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的不同，在引介西方、重新评价传统的实践中，程度不等的表现出文化的结构性错位或与文化宗旨相背驰的意义性错位。因而在文化移植过程中，不能实现科学的学术嫁接，终致发生文化的橘枳之变。
    从思维的层面看，早熟的中国文化，与西方，特别是近数百年崛起的美国文化不同，而以整体、有机的综合思维和反观内省表现其优胜。况且，文化变革必有其因袭而建立在自身的条件和基础之上，否则，如建空中楼阁，变革则成无源之水。然而，近代中国，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表现了不同程度的急功近利的反道德倾向：只求摘取文化之果，而无意培植文化之树；仅效其形式，而遗其本质。“竞争之说入，不以之敌外界，而以之散内团；破坏之说入，不以之箴膏肓，而以之灭国粹”（梁启超语）。无论是科学、民主的西方思潮，还是内圣外王、道德重塑的传统精神，不仅没有强固学术对人生和社会进步的指导作用，反而在政治、法律、经济等现象社会日渐萎缩。家天下虽然土崩瓦解，家天下的思想残余却在营建着封建的地盘；天下为公学术径路虽不再被君临天下的皇室误导而入于皇权掌上，也还是在荒漠的角落奋力挣扎。民国时期的学人，正是在如此充满希望却又艰难竭蹶的形势中甘于寂寞、安贫守拙，而又不舍昼夜，勇猛精进，继往开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