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城市为乡村人口提供了新的农业外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从而使部分乡村人口的就业结构和收入结构发生变化。我国近代农村由于人口压力沉重、手工副业破产等原因，隐性和显性的失业状况极为严重。据有人统计，中国农民每人每年只有119天的工作，其业余时间无事可做，因此亟需农业外的就业机会。城乡比较利益的差别，城市较多的就业机会和较高的收入水平，吸引了大量季节性和常年性城市移民。如上海人力车夫终年居沪者很少，大都是春去秋来，视农村收获而定。无锡梅村镇农民每届农隙，就成群结队跑到上海做小贩，农忙时则回乡。
    3.推动农产品商品化的提高和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工业中心的形成、其数目的增加、以及它们对人口的吸引，不能不对整个农村结构产生极深远的影响，不能不引起商业性农业和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21）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和城市工商业发展，大大推动了农产品商品化的进展和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粮食商品率由1894年的16%提高到1919年的22%左右。烟叶、大豆、棉花、茶叶、生丝、粮食等几种主要农产品的价值在1914年-1919年间增加1.76倍，年增长率几近5%（22）。农业生产结构适应城市工业和对外贸易的需要作出调整。一些农产品因工业用途和销售市场的扩大，获得了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的发展。例如，纱厂集中的江苏，1915年以前因工业用棉有限，农民植棉“尚形粗放”，1916年后随着棉纺织业的发展，农民相率舍稻、豆而专事棉作，到1918年棉花产量“几倍于昔日”（23）。山东棉花原来大都只供生产者直接消费，欧战及其以后一段时间，日本在青岛大建纱厂，该省所产棉花亦专供纱厂消费或出口及转运他省。其它如丝织工业的发展推动了蚕桑业，卷烟业的发展引起烟草种植面积的扩大，面粉业的发展刺激小麦的生产等等。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互相促进，形成良性循环，不能不看作是城乡关系的一个可喜变化，反映了社会分工扩大所带来的绝对利益。
    风险总是与机会并存的，农民固然从与市场和城市的联系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但风险与不稳定性也明显扩大。市场供求状况和市场价格的波动、城市工商业的起伏，每每给脆弱的乡村经济造成很大的损失。例如，由于济南面粉厂减工，用麦减少，“胶济线各地产麦因之滞销。”广东丝织业衰落，“据说有20万以上女工从工厂回到农村去”（24）。
    我国近代城市（主要是一些沿海沿江沿线新兴的近代化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支配腹地农村的经济地位，经济影响和辐射力有所增强。但从全国来看，城市经济总体上的落后使其很少能带动乡村经济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在半殖民地，城市虽带着领导性质，但不能完全统制乡村，因为城市太小，乡村太大，广大的人力物力在乡村不在城市。”（25）
    五、乡村制约城市
    在城乡联系加深、社会分工扩大的近代国民经济体系里，乡村经济的重要性更显突出。农业作为我国近代国民经济的基础和主导产业，其盛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的荣枯。城市决不能离开乡村而单独繁荣。城市越发展，对乡村的依赖就越深。表现在：
    1.剩余农产品的数量决定着城市化水平。“从事加工工业等等而完全脱离农业的工人的数目，反映于农业劳动者所生产的超过自己消费的农产品的数量。”（26）剩余农产品的数量或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决定着城市所能供养的人口即城市化水平。正是在粮食商品率有所提高的基础上，中国近代城市化才有了发展；也正是由于粮食商品率水平提高有限，阻碍了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湖南米谷，据说“不独津沪赖其灌输，武汉尤视为生命，”“武汉若无湘米接济，立招变乱”（27）。我国近代大城市人口动辄百万以上，所需粮食都要取给于农村。如上海“人烟稠密，食指众多，每日食米约需万石，而本地非产米之区，全恃常熟、无锡、、苏州同里、泗泾、松江、青浦等处的白米，湖南、安徽的各色秈米等接济。”据1933年直隶商品陈列所调查，全省有小麦外销的36县中，有3县向北京供应小麦，13县供应天津，11县同时供应京、津（28）。粮食生产对城市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2.城市工业对农业原料的依赖。我国近代城市工业主要是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如纺织、面粉、卷烟、制糖等业，它们无不仰给于乡村提供原料。乡村能否提供充足而廉价的原料，是它们能否充分开工和获得利润的首要前提。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1936年是我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高峰期，其根本原因是国内各地农业丰收，提供的工业原料增多，农民购买力提高。1936年农作物产量与1935年比较，小麦增加8.3%，花生增加20.3%，棉花增加46.9%。农产品特别是棉花的大幅度增产，使工业特别是棉纺织工业出现极为景气的局面。1936年新设工厂193家，工业产量增加。1936年与1935年比较，棉纱生产增长了45.63%，卷烟增长了70.23%（29）。
    3.对农村市场的依赖。“在年轻的资产阶级看来，市场是基本问题。”中国近代农村市场的重要性表现在：第一，我国经济从来不是外向型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只能依靠国内市场，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市场。能否开拓农村市场就成为城市工业能否发展的关键。第二，正由于对农村市场一定程度的开拓，即机制品实现了对乡村手工业品的部分替代，城市工业才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第三，由于农民消费水平低和农民家庭手工业对机器工业的顽强抵抗，使市场的进一步开拓十分困难，因而限制了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例如火柴业对农村市场的开拓很缓慢，直到30年代，许多农村的农民还是使用火绳、火镰、火石，有的村庄使用火柴的人家只占30%。第四，在市场狭小的形势下，农村市场购买力一旦突然下降，必然使城市工业受到严重打击。30年代由于农村经济凋敝和农民购买力极度萎缩而造成的“市场危机”--工业品大量积压、销售严重不畅、市场需求疲软，曾使许多行业生产下降、开工不足、盈利减少以至亏损倒闭。“市场危机”主要不是由于生产相对过剩，而是由于购买力的绝对减退，特别是农村购买力的减退和消失。第五，农村市场购买力回升、市场交易重趋活跃是工业回升的先决条件。
    可以说，正是由于城乡联系的加深，使乡村在经济上的重要性更显突出。近代化的城市需要乡村提供的各方面的支持，离开了这种支持，城市的所谓“繁荣”只能是“虚假的畸形的繁荣”，而决不能持久。由于我国近代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业生产率低，农民生活贫困，因此能为工业提供的原料、市场极为有很限，从而制约了城市工业和城市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