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史学观是指史家对史学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认识，是史家从事史学实践所必须遵循 的准则和探寻史学内在规律的关键所在。它包含了对史学性质、宗旨与功能、著史原则、撰 述旨趣、评价尺度、研究取向，以及史学与时代关系的认识等。19世纪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空 前的巨变，以及历史观念的深刻变革，直接引起了史学观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
    一、对古代史学性质的批判
    勿庸讳言，古代史学在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中，虽然于保存与弘扬民族文化、维护国家 的 统一和安定、塑造和陶冶民族精神，以及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当历 史 的行程步入19世纪，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之空前巨变，中华民族 面临着被西方列强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之际，古代史学不仅束手无策，回天乏术 ，而且其自身中所固有的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正统观念的纲常伦理道德作为其彰善瘅恶、 荣辱毁誉之价值评判的尺度和标准，以记载一家一姓之王朝的治乱兴衰、更迭递嬗为其研究 的主要内容，详古而略今，知中而昧外等种种弊端也暴露无遗。这一切均说明作为封建意 识形态之重要组成部分的古代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非但无力担负起开启民智、振奋民族 精神，进而救亡图存、变法自强的时代使命，而且日益成为滞阻时代进步和桎梏社会变革的 障碍和包袱。因此，迫切地需要一种能反映时代要求，且能肩负起抗敌御侮、救亡图存之历 史重任的新史学取而代之。在19世纪90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的发展，资产阶级 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亦崭露头角、日趋活跃，这样建立新史学的任务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了资产 阶级身上。然而任何一种新思想、新学说的建立，总是首先要冲破旧思想、旧学说的牢笼与 束缚，即不破不立。在19世纪90年代，于是一些走在时代前列的史学家和思想家率先向古代 史学发难，当时以梁启超、徐仁铸、唐才常、谭嗣同、严复等人为代表从如下几个方面对传 统史学进行了批判。
    首先，对以“君史”为中心的古代史学内容的批判。
    19世纪对古代史学的发难始于90年代晚期，首先集中在对古代史学以记载历朝往代帝王将 相之功过是非、荣辱沉浮作为其研究的主要内容，从而成为帝王将相的家谱这一弊端进行了 尖锐的批判。梁启超于1896年，在《变法通议》一文中首先指出：“史者，所以通古知今， 国之鉴也。中国之史，长于言事，西国之史，长于言政。言事者之所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 所 由，谓之君史；言政者之所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谓之民史。故外史有农业史、商业 史、工艺史、矿史、交际史、理学史等名，实史裁之正轨也。”（注：梁启超：《变法通议·论译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70页。）在通过对中外史学比较 之基础上，他认为中外史学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君史”和“民史”之别。而“民史”中之“ 政”，绝非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君主政治，即一朝一姓的治乱兴衰，而是与近代国家、民权利 害攸关的国计民生。故梁启超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民史”实“史裁之正规也”。同时， 他又一针见血地指出几千年来为国人所引以为自豪的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史籍，不外乎是 记载“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的往事陈迹而已，这是古代史学的弊端之一。同年，梁启超于 《西学书目表后序》中，又提出了史学的八个当知：“请言史学，一当知太史公为孔教嫡派 ；二当知二千年政治沿革，何者为行孔子之制？何者非孔子之制？三当知历代制度，皆为保王 者一家而设，非为保天下而设，与孔孟之义大悖，四当知三代以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 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其最大者：曰秦始皇、曰元太祖、曰明太祖，五当知历朝之政，皆 非由其君相悉心审定，不过沿前代之弊，前代又沿前代之弊，而变本加厉，后代必不如前代 ，六 当知吾本朝制度有过于前代者数事，七当知读史以政为重，俗次之，事为轻，八当知后世言 史裁者，最为无理。”（注：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28页。）这既提出了著史与读史所应遵循的若干准则，又指出了古代史学为 封建群主专制服务的本质，即古代史学“皆为保王者一家而设，非为保天下而设”。而导致 中国几千年来积贫积弱之根源就是由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这言外之意即谓作 为维护与巩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政治工具之古代史学对此有不可推脱的历史责任，是难辞 其咎。这样的史学是担负不起激发爱国思想、振奋民族精神，争取国家光明前途的伟大使命 。18 97年梁启超在《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中将对古代史学的批判又推进了一步。他说：“ 有君史，有国史，有民史。民史之著，盛于西国，而中土几绝。中土二千年来，若正史、若 编年、若载记、若传记、若纪事本末、若诏令奏议，强半皆君史也。若《通典》、《通志》 、《文献通考》、《唐会要》、《两汉会要》诸书，于国史为近，而条理犹有所未尽。…… 后世之修史者，于易代之后，乃模拟仿佛，百中掇一二，又不过为一代之主作谱牒。若何而 攻城争地，若何而取威定霸，若何而固疆圉，长子孙，如斯而已。至求其内政之张弛，民俗 之优绌，所谓寝强寝弱，与何以强弱之故者，几靡得而睹焉。即有一二散见于纪传，非大慧 莫察也。是故君史之弊极于今日。”（注：梁启超：《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59-60页。）此处梁启超复将史学分成“君史”、“国史”和“民 史”三种，认为中国古代史学只有“君史”和“国史”，而“国史”又非真正意义上的“国 史”，即“而条理犹有未尽”。至于在古代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君史”，虽然表现形式颇 为丰富，但是记述内容不仅单一贫乏，僵化呆板，而且观念陈旧，视野狭窄。在中华民族生 死存亡的危机之秋，古代史学根本无法发挥“鉴往以知来，察彼以知己”（注：梁启超：《续译列国岁计政叙》，《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61页。）的功能与作用， 即为当时救亡图存、变法自强的伟大爱国运动提供智慧、启示、力量与信心。故梁启超尖锐 地批判道：“君史之弊极于今日”！他甚至认为被人们奉为古代史学的经典之作--二十四 史，“则只能谓之廿四家谱耳！（注：《湖南时务学堂初集》，1897年刊于长沙。）就连被奉为经典的二十四史都不过如此乏善可陈，遑论其 它！梁启超对古代史学的批判，可谓开启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年批判古代史学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