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他之后，又有严复、唐才常、谭嗣同、王国维和罗振玉等人对以记述一朝一姓之荣辱兴 衰 ，乃至是非功过的“君史”亦进行了批判。严复于1897至1898年，在《国闻报》刊出译 著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即于1903年出版的《群学肄言》），其第一篇《论群学不可缓》 ，从史学体例的角度对古代史学进行批判。他说：“前史体例”“于君公帝王之事，则虽小 而必书，于民生风俗之端，则虽大而不载。是故以一群强弱盛衰之故，终无可稽。”（注：原译文见《国闻汇编》1897年12月8日第一册、12月28日第二册、1898年1月7日第四册。）认为 这种以为帝王将相服务为宗旨的“君史”无补于国计民生，世道人心。谭嗣同则进一步阐发 了梁启超的观点：“新会梁氏，有君史民史之说，报纸即民史也。彼夫二十四家之撰述，宁 不烂焉，极其指归，要不过一姓之谱牒焉耳。于民之主业靡得而详也；于民之教法靡得而纪 也；放民通商、惠工、务材、训农之章程靡得而毕录也，而徒专笔削于一己之私，滥褒诛于 兴亡之后，直笔既压累而无以伸，旧闻遂放失而莫之恤。”（注：谭嗣同：《湘报》后叙（下），《谭嗣同全集》。）在他看来，在古代史学中之所 以 “民史”不兴，其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古代史学从史事取舍到价值评判和遣词造句等方面都被 严格地规范在为封建专制君主效忠竭智的格局之中，即谓取舍褒贬悉在维护与满足专制君主 一己之私而已，如此何“民史”之有！至于古代史学所恪守的“据事直书”的著史原则亦不 过是其一种理想和愿望罢了。而徐仁铸则谓：“西人之史，皆记国政及民间事，故读者可考 其世焉。中国正史，仅记一姓所以经营天下，保守疆土之术，及其臣仆翼载褒荣之陈述，而 民间之事，悉置不记载。然则不过十七姓家谱耳，安得谓之史哉？故观君史民史之异，而立 国之公私判焉矣。”（注：徐仁铸：《輏轩今语》，见《湘学报》1898年3月13日第30册。）通过比较徐仁铸认为中西史学之所以会出现“君史”与“民史”的差 异，根本在于中国古代史学所关注的是一朝一姓之家天下的治乱安危，其初衷与归宿都是为 了维护专制君主一己之私。而西方史学则着眼于整个国家和民族之荣辱兴衰及其前途命运， 其出发点是以天下为公。进而指出中国这种“家谱”式的古代史学，又怎么配得上称为真正 意义上的史学呢！《清议报》编者指出：“然支那三千年来无史，支那之史，十七姓家谱耳 。未尝推原人群发达之所自，故于群学尤大晦焉，此今日之争，宜大昌明者也。”（注：《拟东京大同高等学校讲义录叙例》，《清议报》1900年正月十日第3册。）此处他 甚至认为中国三千年以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史学，即或是有也不过为一家一姓作家谱式的“ 君史”，与国家与民族之荣辱兴衰与前途命运毫无关联，因此，倡言昌明“群学”，即“民 史”也，以唤醒爱国意识，振奋民族精神和加强民族凝聚力。罗振玉对此亦有所批判，他于 1899年为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翻印本所作的序文中说：中国传统史学“则唯司马子长 氏近之，此外二十余代载籍如海，欲借以知一时之政治风俗学术，比诸石层千仞，所存僵石 不过一二，其他卷帙纷纶，只为帝王将相状事实作谱系，信如斯宾塞氏‘东家产猫’之喻， 事非不实，其不关体要亦已甚矣。”罗振玉由此认为中国数千年的古代史学除司马迁的《史 记 》还值得称道外，余者虽宏篇巨制、卷帙浩繁，然而悉为无关宏旨体要的故纸陈编，无甚价 值可言。此外，唐才常、江标和王国维等人对以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君史”亦进行了批判 。上述批判已经触及到了古代史学的核心--即“知有一人而不知有亿兆”（注：严复：《辟韩》，《严复集》第34页。）的帝王中心论 和封建正统史观的实质，所以，这些批判不仅开启了20世纪初年对古代史学进行全面系统清 理、改造和批判的先河，同时亦为史学革命乃至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建立作了必要的舆论 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其次，是对古代史学方法论之弊端的批判。
    在对以帝王为中心之“君史”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复将批判的视角投向古代史学方法论的 一些弊端。对此，严复指出：“中土之学，必求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 亦不知其所以是。记诵词章既已误，训诂注疏又甚拘。……则适足以破坏人材，复何民智之 开之与有耶？”（注：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29页。）严复认为古代史学中这种因循守旧，埋首于故纸陈编中的烦琐考证，既消 磨了人的聪明才智，又起不到史学援古鉴今，开启民智的重要作用，有百害而无一利。甚至 认为如果这样研经治史“其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故严复看来，在国家、民族处 于生死存亡的危急之秋，古代史学中的这种以所谓博学多识为夸耀的繁琐考证，于当时的救 亡图存，变法自强毫无裨补，其根源在于脱离现实，缺乏社会责任感。唐才常对古代史学研 究中的抱残守阙、不思创新的作法进行了批判。唐才常认为古代史学中这种抱残守阙、墨守 成规的研究方法及其思维模式，既极大地束缚了史家研究视野和撰述范围的拓宽，又严重地 扼杀了史家独辟蹊径，破除陈说成见的勇气与创造性。如此一来，就是在这种研究方法运作 下而产生的古代史学的经典之作--“三通”和“廿四史”，亦无法满足和反映当时社会之 剧变的需要，即不失时机地为剧变的社会提供有益的智慧，启迪和“因症施治”的应对之策 。还有正是古代史学这种因循守旧，不思创新的研究方法和思维定势，非但使丰富多彩、千 头 万绪、纷繁复杂的历史简单化、程式化和肤浅化，即以僵化、单一的“治乱得失”的模式来 解释和取代历史研究，同时它也是一种误导，致使史家重形式、轻理论；多因袭、少创造； 其所作所为不过是在古代史学之成规定制下修修补补而已。宋恕对乾嘉以来学术研究中， 主要是史学研究中繁琐考证之风予以了尖锐的批判。宋恕认为这种脱离社会现实，无关国计 民生和世道人心之视手段为目的繁琐考证，不过是炫耀所谓博才多识、欺世盗名之具而已， 严重背离了史学经世匡时的宗旨。徐仁铸甚至指出：“近儒史学考订之书悉宜屏绝。”因为 这种逃避现实，与世无补的繁琐考证乃“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而那些“杂引笔记，旁搜 金石，订年月之讹误，校人名之参错”的工作，平心而论，对史学不无补益和必需，但是这 种将手段视为唯一目的的考据，即为考据而考据的作法，容易使人产生考据之外无史学的错 觉，所以，尽管其“用功虽勤”，然仍不妨“可以束阁”。（注：徐仁铸：《輏轩今语》，见《湘学报》，1898年3月13日，第30册。）虽然有偏激之处，但 是在当时繁琐考枯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史学界，能如此尖锐地批判古代史学的弊端，还是难能 可贵的，具有振聋发聩的进步意义。同时，徐仁铸还激烈地抨击了中国史学史家致命的弱点 在于“不用己之心思耳目，而惟听命于古人之心思耳目”，他认为这种弱点不仅造成古代史 家视野狭窄、思想僵化、缺少创新，而且也严重地滞阻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与 进步。其突出表现为沿袭陈说旧论，墨守成规定制，难以反映与满足变化了的时代与社会之 需要，这亦正是我们中国二千年来“治少乱多”的重要原因之一。《清议报》对此亦有评说 ，它于本馆论说：《拟东京大同高等学校讲义录叙例》中曾谓“盖尝纵观四千年五洲万国之 史，而晓然其故也。中国二千年来，……人心学术因之益陋，间尝论之，国中无不崇尚前人 ，推为绝学，而胶固于古今人不相及之俗见，绝不思辟一新理，创一新法，求所以凌驾古人 者。由是以谬传谬，酿成今日甘居人下之世界。呜呼，不大可慨也欤！”（注：《拟东京大同等学校讲义录叙例》，《清议报》1900年正月一日第34册。）这里不仅认为古 代史学之盲目尊古，抱残守阙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模式，不仅是滞阻中国古代史学有长足的进 步与质的飞跃的障碍，而且亦是中华民族今日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之重要根源。
    梁启超则认为古代史学中治“君史”的那套方法，已经完全不能适合研究“国史”和“民 史 ”，因为：“无数已往人与骨皆朽化矣，而斤斤记其鸡虫得失，而自夸曰史学史学，岂不谬 哉！”（注：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札记批》，见《湖南时务学堂选编》。）梁启超是从建立资产阶级新史学的高度提出必须抛弃古代史学中治“君史”的那种 陈腐不堪的研究方法。否则以“国史”和“民史”为主体的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建立就是一句 空话。此外，谭嗣同、江标等人亦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古代史学方法论中的一些弊端予以 揭露和批判。总之，这些批判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史家开阔视野，解放思想，转换观念 ，为新史学方法的传播打下了基础，同时对冲破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文化上的控制与束缚亦具 有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