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初步认识和肯定撰修“民史”和与此相关的社会史和文明史之价值与必要性的基础上， 人们又将探索的目光转向史书的表现形式上面，因为当研究对象和内容一经确定下来，那未 作为表现形式和转换载体的史书体裁就显得格外重要。经过思考和研究，人们认为作为反映 时代和社会的资产阶级“新史学”不仅要有新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以及新的史学观，而且更 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新的表现形式，惟有如此，方能使内容与形式相得益彰。对此，谭嗣同在 对中国古代史学之史书体裁及其功能进行细致研究之后，认为中国古代史书体裁虽然种类繁 多，但撮其要者不过“三类十体”（注：谭嗣同：《报章文辑报》，《谭嗣同全集》下册。）。而报纸则是集“三类十体”于其中的最佳的史书表现 形式。他说：“乃若一编之中，可以具此三类十体，而犁然各当，无患陵窜者，抑又穷天地 而无有也。有之，厥惟报章，则其体裁之博硕，纲领之汇萃，断可识已。胪列古今中外之言 与事，则纪体也；缕悉其名与器，则志体也；发挥引申其是非得失，则论说体也；事有未核 ， 意有未曙，夹注于下，则子注体也；绘形势，明交限，若战守之界限，货物之标识，则 图体也；纵之横之，方之斜之，事物之比较在焉，价值之低昂在焉，则表体也；究极一切品 类，一切体性，则谱体也；宜撰述之致用，则叙例体也；径载章程，则章程体也；句稽繁琐 ，则计体也；编幅纡余，又以及于诗赋、词曲、骈联、俪句、歌谣、戏剧、舆诵、农谚、里 谈、儿语、告白、招帖之属，盖无不有焉。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罔不兼容并包， 同条共贯，高挹遐揽，广收并蓄，识大识小，用宏取多。信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人 文之渊薮，词林之苑圃，典章之穹海，著作之广庭，名实之舟揖，象数之修途。总群书，奏 《七略》，谢其淹洽；甄七流，综百家，惭其懿铄。自生民以来，书契所纪，文献所征，参 之于史既如彼，伍之于选又如此。其文则选，其事则史；亦史亦选，史全选全。文武之道， 未坠于地；知知觉觉，亦何常师？斯事体大，未有如报章之备哉灿烂者也。”（注：谭嗣同：《报章总宇宙之文说》，《谭嗣同全集》下册。）又言：“且 夫报纸，又是非与众共之之道也。……报纸即民史也。……不有报纸以彰民史，其将长此汶 汶暗 暗以穷天，而终古为暗哑之民乎？西人论人与禽兽灵愚之比例，人之所以能喻志与事以显 其灵，而万过于禽兽者，以其能言耳。而喑之，而哑之，其去禽兽几何矣。……吾见《湘报 》之出，敢以为湘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注：谭嗣同：《〈湘报〉后叙（下）》，《谭嗣同全集》下册。）他认为这种兼容并包，广收毕蓄 ，用宏取多，融各种史书体裁于一炉的报纸，既得兼“三类十体”之长，而且又克服了古代 史书体裁记述内容单一贫乏、割裂事实等等弊端，是史书的最佳载体。还有这种内容丰富、 门类繁多、功能齐备的报纸无疑就是他曰“百科全书”式的史著，故谭嗣同盛赞报纸的价值 与作用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人文之渊薮，词林之苑圃，典章之穹海，著作之广庭 ，名实之舟楫，象数之修途”。值得大力提倡普及。同时，谭嗣同还认为报纸不仅是表述“ 民史”的最好表现形式，报纸就是“民史”的一种形式。而且通过报纸非但有助于推动“民 史”的发展与普及，并能开启民智，以报纸作为国家和民众的喉舌，及时反映和表达民众的 心声。因此，他才以欣喜之情欢呼《湘报》的问世。在倡言修“民史”与“国史”的同时梁 启超认为西方的《列国岁计政要》不仅是“民史”，“国史”较为适宜的表现形式，而且也 是发挥史学“鉴往以知今，察彼以知己”之社会功能较为有效的途径之一，因此，他呼吁中 国史学界不仅要向西方学习，研究这种新的史学体裁，并且要仿效编撰。对此，他指出：“ 西人每岁必有一籍，纪其国之大政大事，议院之言论，译者名之为蓝皮书。盖国之情实，与 其举措，略具于是矣。宜每年取各国此籍尽译之，则能知其目前之情形，无事可以借鉴，有 事可以知备。……制造局旧译《列国岁计政要》，是也。惜仅得癸酉一年，后此盖阙。若能 续译至今，则二十年来西方之形势，皆了如指掌，中国学者或至眢暗若是耳。”（注：梁启超：《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60页。）又言：“ 予所闻，西人之《岁计政要》者，其所采录，则议院之档案也。预算之表也，民部、学部、 兵部、海部、户部、商部之清册也，各地有司、各国使员之报案也。自国主世系、宗戚岁供 、议院、官制、教会、学校、学会、国计、兵籍、兵船、疆域、民数、商务、工艺、铁路、 邮务、新疆、钱币、权衡，区以国别，分数毕载，冠以总表，藉相比较。国与国比较，而强 弱见，年与年比较，而进退见，事与事比较，而缓急轻重见。”最后，梁启超认为真正能充 分发挥史学之“鉴往以知来，察彼以知己”的社会功能的《岁计要政》为“斯国史之良哉！ ”故他亦主张中国史学界也应开阔视野，转换观念拓宽史学研究的内容与撰述领域，井创立 新的体裁以适应社会与史学发展的需要。
    三、反思的反思：关于史学观变化的再认识
    从上述不难看出种种迹象已表明随着19世纪中国社会的空前巨变，以及历史观的变革，史 学观也发生了一些新变化，这些变化既是从古代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主要内容之一，又是 其转 变的重要标志之一，意义深远重大。但是，有必要对史学观的这种变化作如下说明，以深化 人们的认识。这即是：
    第一，19世纪晚期人们对古代史学之尖锐深刻的批判同古代史家对古代史学的批评已有本 质的不同。
    虽然古代史家对古代史学之缺失和不足的批评屡见不鲜，乃至留下了丰厚的史学批评遗产 ， 这在刘知几《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两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刘知几在对编年、 纪传二种史体之优长充分肯定的前提下，对其所存在的缺失亦予以严肃的批评。他认为编年 体的缺失莫过于：“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 ”（注：刘知几：《二体》，《史通》卷2。）体的弊端则主要表现为：“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 《 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 擢居首帙，先辈而抑为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此其所 以为短也。”（注：刘知几：《二体》，《史通》卷2。）再如刘知几对当时修史制度的混乱，史馆人员人浮于事且多不称职、史官难 以发抒其专长与见解等等弊端的批评。譬若：由于史官伤滥，而致“每欲记一事，载一言， 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日。”由于监修的长官过多，而致“十羊九 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由于缺少严格的修史章法，而致“监之者既不指授 ，修之者又无遵奉，用使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坐变炎凉，徒延岁月。”（注：刘知几：《忤时》《史通》卷20。）这些批评可谓一 针见血，激烈尖锐，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还有章学诚对古代史学的批评丝毫不比刘知几逊 色。如他批评史注说：“在官修书，惟冀塞责；私门著述，苟饰浮名，或剽窃成书，或因陋 就简，使其术稍黠，皆可愚一时之耳目，而著作之道衰。”（注：章学诚《史注》，《文史通义·内篇五》。）在探讨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两大 宗门大问题时，他批评《史记》之后的历代史书说：“又迁书所创纪传之法，本自圆神，后 世袭用纪传成法不知变通，而史才、史识、史学，转为史例拘牵，愈袭愈舛，以致圆不可神 ，方不可智。如《宋》、《元》二史之溃败决裂，不可救挽，实为史学之河、淮、洪泽，逆 河人海之会，于此而不为回狂障隳之功，则滔滔者何所底止！夫《通鉴》为史节之最粗，而 《纪事本末》又为《通鉴》之纲纪奴仆；仆尝以为此不足为史学，而止可为史纂史钞者也。 ”（注：章学诚：《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文史通义·外篇三》。）上述批评非但尖锐激烈，毫不回护留情，甚至不无苛求偏颇之处。然而这些批评是在充 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古代史学“向使世无竹帛，时阙史宫，虽尧、舜之与桀、纣，伊、周之与 莽、卓，夷、惠之与跖、跷，商、冒之与曾、闵，但一从物化。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 媸永灭矣。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 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 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 ，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岂可缺之哉”（注：刘知几：《史官建置》，《史通》卷11。）的 重要且广泛的社会价值与作用之前提下，针对古代史学在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缺失和弊端而 进行的理智的思考和认真的剖析，目的是藉此推进古代史学不断发展，不断完善和不断繁荣 。而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历史亦表明：这种批评对古代史学来说不仅是积极的、建设性的， 而且是必需的。它是古代史学自我调节、自我充实和自我完善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是古代史 学发展进步的内在动力。诸如从编年、纪传到纪事本来之史书体裁的不断发展、完善，正是 史学批评之不断推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