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倡修“民史”的认识与构想
    19世纪90年代，一些先进的思想家、史学家在揭露和批判古代史学之弊端和糟粕的基础上 ，强烈地要求打破古代史学几千年来沿袭不变的以帝王为中心的家谱式的治史模式与格局， 编撰以社会、民族为主体的“民史”和“国史”。所谓“民史”，即视人民为历史研究的主 体，应该将历史研究的中心与视角从传统的帝王将相转向普通的民众，从个体转向群体，从 狭隘的宫廷转向大千世界和芸芸众生，从单调、陈旧的一朝一姓之兴衰治乱的“君史”、“ 家族史”和“王朝史”转向多角度、全方位、多层面地反映与记述与国计民生、世道人心、 政教风俗息息相关的国史和社会史。对此，梁启超于《东籍月旦》一文中，通过对当时传入 中国的外国史学著作所作的评价表述了他对倡修“民史”的基本态度。从他对日本浮田和民 《西洋上古史》和坪内雄藏《上古史》二书的评价中即可略窥一斑。在他看来，浮田氏和坪 内氏的史著，虽然悉为史学之名篇佳作，但是二者相形梁启超认为还是浮田的《西洋上古史 》要略高一筹，就在于他的史著是以民众、社会和文化为主体的“民史”、社会史和文明史 ，研究的内容尽管是上古之事，然而其着眼点却为民族的兴衰生灭、社会的演进递嬗、政治 的异同得失与历史进程之间的因果关系，具有鲜明而自觉的近代意识与世界意识，颇具价值 。因此被梁氏誉为“不可不注意”和“所尤不可不读”之书。（注：梁启超：《东籍月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94页。）启超对白河次郎和国 府种德合著的《支那文明史》一书之评价，亦明确地表达了他对修“民史”、社会史和文明 史的热切渴求与愿望。他评价说：“中国为地球上文明五祖国之一，且其文明接续数千年， 未尝间断，此诚可以自豪者也。惟其文明进步变迁之迹，从未有叙述成史者，盖由中国人之 脑质，知有朝廷而不知有社会，知有权力而不知有文明也。此书乃草创之作，虽非完善，然 大辂椎轮，厥意亦良善矣。”（注：梁启超：《东籍月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94页。）他认为该书尽管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是该书无论从著述 旨趣、研究视角、涵盖范围，还是从价值取向、体裁选用和篇章结构而言，都是开创性的， 令人耳目一新，茅塞顿开，表现了作者勇于开拓创新之意识。同时亦为中国古代史学的改造 ，以及尽早填补中国文明史研究之空白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范本”和启示，意义非凡。
    章太炎则有感于古代史学“中夏之典，贵在记事，而文明史不详，故其实难得。”“若至 社会政法盛衰蕃变之所原，斯人暗焉不昭矣。”以及“诸典所述，多近制度。及夫人事纷k1m302.jpg，非制度所能限，然其系于社会兴废，国家强弱，非眇末也。”之弊端和基于他对倡修“ 民史”，社会史和文明史之意义与重要性的深刻认识，他于《中国通史略例》一文中，提出 他欲撰写一部融“民史”，社会史和文明史于一炉的新型的中国通史之蓝图与构想。在其所 制定的编撰原则中谈道：“西方言社会学者，有静社会学、动社会学二种。静以臧往，动 以知来。通史亦然。有典则人文略备，推迹古近，足以臧往矣；若其振厉士气，令人观感， 不能无待纪传。今为《考纪》、《别录》数篇。非有关于政法、学术、种族、风教四端者， 虽明若文、景，贤若房、魏，暴若胡亥，奸若林甫，一切不得入录，独列《帝王》、《师相 》二表而已。”（注：章太炎：《訄书·哀清史》后附《中国通史略例》，第276～277页。）在此，章太炎指出他拟撰写的将“民史”、社会史和文明史融于一炉的全 新的中国通史之宗旨有二层含义：一是藏往知来，推迹古今；一是开浚民智，振厉士气。其 后，章太炎在给梁启超的书信中对此作了更为清楚的解释，他说通史之作有两宗旨：“一方 以发明社会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可以看出章 氏所欲撰写的中国通史已完全不同于传统史学以帝王为中心的“君史”，以及专叙一朝一代 之治乱兴衰的“王朝史”，它研究的重心是“社会兴废、国家强弱”和“芸芸众生”，显示 出了强烈的时代精神。虽然最后章氏这部中国通史并没有写成，但是这种大胆的设想、创新 的意识，无疑在当时为人们指示了一种新的史学境界，开创了一条新的治史途径。
    在梁启超等人的影响下，20世纪初年，一批按照资产阶级史学观点撰写的史著先后面世， 从而结束了古代史学独霸史坛的局面，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揭开了新的篇章。严复则借用西 方学者的言论，表述了他倡修“民史”之强烈愿望。严复在批判“君史”的同时，主张以能 反映人心世道盛衰升降的广泛的社会生活作为记述和研究的主体，实际就是提倡撰修“民史 ”，为当时的维新变法提供历史依据。他说“民史”研究的宗旨与最高境界应为通过考察“ 古今所有之国种民群，相其文野文度，而此例参伍之，即异观同，见其会通，”（注：严复：《群学肄言》，第300页。）即谓使人 从中可窥见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从野蛮到文明的递嬗轨迹，以明各民族国家兴衰生灭之 故。这反映了严复开阔的历史视野和鲜明的时代精神，说明他欲以整个世界为参照系，由此 探索世界各民族兴衰生灭的递嬗轨迹及其规律，从而为中华民族之救亡图存、变法自强的伟 大 爱国运动提供全面系统的理论、对策和启示。唐才常通过对中西史学比较研究后认为：西方 的报馆就是史馆，而其报纸就是“民史”的最佳表现形式。对此，他说：“泰西不立史馆， 盖报馆即其史馆也。凡遇开议院时，君主临焉，王公大臣暨各议员临焉，无论事之大小，各 伸其说，以剖判是非，报馆即书之以传诸一国，布诸五洲。记有之，‘史载笔，士载言’， 其遗意欤！故语无忌讳，言多实录，视中国之史尤为足信。况其推广新闻纸之多，虽至酒楼 茶肆，往往而有。是史馆为一国公有之权，史学乃四民兴知之业。且凡民数、地数，比较多 寡 ，火车、铁路、电线，推算方里，货殖出入吨数，以及官制、教会、学校、国计、兵数，靡 勿签记赅核，……盖今日之报章，即异日之史料，政治家、格致家、律法家，胥权衡如此， 一举而三善备焉。故西国之有君史又有民史，诚重之也，诚慎之也。”（注：唐才常：《史学论略》，《唐才常集》第41-42页。）这里，唐才常不仅 认为西方今日之报纸，就是他日之“民史”，而且高度赞扬了这种“民史”传播迅速、层面 广泛，语无忌讳，言多实录，内容宏富、包罗万象，颇具价值、殊多启示等等优长。进而指 出西方这种“民史”之所以“视中国之史尤为足信”，就在于“是史馆为一国公有之权， 史学乃四民兴知之业”，即谓修史乃国家所拥有的神圣不可玷污之权利，而史学则是开启民 智、振兴民族之庄严事业，绝非维护与服务于一朝一姓之利益的私家产业。实际上此处亦隐 寓着对中国古代史学重古而略今，重君而轻民，以及由于专制统治，著史多有禁忌等种种弊 端的批判。这种认识在当时还是比较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