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形之下，19世纪晚期人们对古代史学的批判则迥然不同，因为此时人们是对古代史学“ 知有一人而不知有亿兆”（注：严复：《辟韩》，《严复集》第1册。），以及“皆为保王者一家而设，非为保天下而设”（注：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之以专制君 主为本位的王朝观和以维护君主专制制度为宗旨的本质的尖锐批判和完全否定，目的在于从 根本上打破和结束古代史学独霸史坛的局面，以期最终以资产阶级新史学取代古代史学。
    应该指出的是这种批判是19世纪中国社会变革在史学上的重要反映之一，同时也是史学回 应时代与社会之急剧变化和迫切需求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历史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因为这 种批判是史学观质变的主要内容和标志之一，它对古代史学的根本否定和全面清算，为资产 阶级新史学最终代替古代史学在很大程度扫清了障碍，并在思想和理论上作了必要的准备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批判在中国社会变革之际起到了思想启蒙和解放的重大作用。这主要表 现为这种批判运用历史进化论、资产阶级民主、民权等理论为思想武器，从而剥去了罩在封 建君主专制制度上的神秘光环，有助于人们认清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腐败、黑暗的本质，以 及给国家、民族所带来的“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之严重危害和空 前劫难，从而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政治上进行以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代替封建君主专制度的变 法改革作了必不可少的宣传启蒙工作，并为其提供了丰富翔实的历史依据，意义深远重大。 但是，有一些需要解释的是19世纪晚期人们对古代史学以服务维护封建专制制度为初衷和 归宿之本质的激烈尖锐的批判并没有错，然而不能据此不加以区分地对古代史学予以全盘否 定，因为古代史学经过几千年历史的过滤与积淀，其中亦有许多借得借鉴，继承乃至弘扬的 优秀思想遗产，也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之所在。诸如被当时人斥为“廿四家谱”的二十四 史就是如此，诚然二十四史是以记述以君主为本位的一家一姓之王朝的治乱兴衰为主要内容 和宗旨，但是这并不是二十四史的全部，因为在这之外，还有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历史地 理、民族关系和中外交流等等内容，毕竟为后人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提供了相对系统全面 、丰富翔实的珍贵史料。也就是说这种批判亦有过激偏颇乃至失实之处，今人当引以为戒，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亦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于救亡图存、反帝反封建之时代 的迫切需要，无可厚非或吹求苛责。
    第二，19世纪人们对古代史学的批判是有破有立。
    即谓这种批判是通过对古代史学的反动与否定，为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形成与最后确立扫清 障碍，因为任何一种新思想、新学说的形成与确立，总是首先要冲破旧思想、旧学说的牢笼 与束缚，即不破不立。从这个意义上讲，“破”只是手段，而“立”才是最终的目的。所以 人们在对古代史学进行激烈尖锐的批判的同时，又将关注的目光和思考的触角转向对资产阶 级新史学之多方面的探讨。这其中既包含了对资产阶级新史学研究的价值取向、著述旨趣、 主要对象、内容范围、方法手段、体裁体例、原则准绳等等进行了有益的思考和探求，又有 对倡修反映资产阶级新史学本质特征的“民史”的价值与意义的深刻认识，同时亦表达了欲 摸索“民史”之新的表现形式的渴望和设想。诸如梁启超和章太炎都曾提出要编一部“全新 的”中国通史，实际上就是这种积极探索的重要反映。勿庸讳言，20世纪人们对资产阶级新 史学的思考与探索是初步的、浅层次的和不成熟的，这主要表现为这种探索并未上升到对资 产阶级新史学体系与框架的理论思考和系统研究之高度，而且也没有转化为自觉的史学实践 活动。尽管如此，这种探索的历史功绩还是不容低估，因为它不仅为19世纪初年资产阶级新 史学的形成与最后确立底奠了初步的基础，同时亦为其发展指示了方向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