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城乡对立 我国近代城乡关系是一种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城乡关系,是一种城市剥削压迫乡村的对立关系。城市在经济上剥削乡村,在政治上统治乡村。这与欧洲中世纪城乡关系(城市在经济上剥削乡村,乡村在政治上统治城市)不同,也与近代英法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乡关系(“资产阶级统治的城市残酷地掠夺乡村”)不同,近代中国是“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买办大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城市极野蛮地掠夺乡村”(30)。居于城市统治地位的是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只能居于次要地位。城市浓厚的殖民地性和封建性就使城乡对立的性质主要不是反映资本与地权、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对立,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对广大农民的剥削关系。由于既延续并强化了传统的封建剥削手法,又增强了新的殖民掠夺和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就使城市对乡村的剥削更加残酷,城乡对立更为严重。表现在: 1.城乡差距不断扩大。“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31),城市的繁荣和农村的偏枯形成鲜明对照,比较利益低,生产环境日趋恶化的农业与畸形发展的城市投机业、高利贷、商业形成极大反差。城乡在社会服务、教育卫生、生活水平、收入水平等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形成严重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中国最成功的农庄所取得的利润也是很低,而且就是这些,也只有通过长年累月的艰苦努力才会获得。”(32)美国学者卜凯1922年估计经营土地的报酬率只有2.5%,而商业和放债的报酬率高达10-20%以上(33)。由于农业比较利益低,致使农业经营退化,地价下跌,熟田抛荒,经营地主和新式富农趋向封建式经营和剥削。 2.城市对乡村剥削加强。城市一方面延续并强化了地租、赋税、商业高利贷等传统手段,另一方面利用工农产品剪刀差剥削广大农民。“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以便利其剥削广大的中国农民和其他人民大众”(34)。依靠这个剥削网,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的城市买办阶级组成了一个以通商都市为基地向内地和广大农村进行不等价交换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剥削体系,主要剥削手段是通过抬高工业品销售价格、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从而形成日益扩大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据吴承明研究: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变动,大约1895-1905年间长期是不利于农产品的;1905-1912年短期间有利于农产品,1913-1920年间,工业品价格的上升远快于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差距扩大了1/3;1921-1925年短期间,这个差距缩小,农村得以稍苏,但1926年,工业品的价格的上升又远快于农产品,到1931年差距又达约1/3。1931年秋转入物价下跌,而农产品价格下跌远快于工业品价格的下跌,差距继续扩大(35)。工农产品剪刀差的扩大,加剧了农民的贫困、农村市场的萎缩,从而加剧了城乡矛盾,城乡对立日益加深。 3.资金都市化,农村金融枯竭。近代以来资金即不断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集中,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高潮。这是由于:第一,城乡工农产品不等价交换造成的农村贸易严重入超,致使农村资金大量流入城市。第二,日益苛重的地租、赋税剥削无条件地以货币形式集中到城市,剥削越重,农村资金外流越多。第三,农村经济破产、农村社会动荡使握有资金的地主富农纷纷携资入城。第四,城市金融机构对农民实行重利盘剥,利率越高,流向城市的资金越多。第五,银行、钱庄等金融机构几乎主要集中于城市尤其是通商都市。外国在华银行无不设于通商口岸自不待言,本国银行总行设在通商口岸的占行数的85%,资本总额的96%。第六,由于农业贷款周期长,风险大,银行资金很少投向农村。 资金都市化造成农村金融枯竭,农业再生产条件恶化、农村高利贷猖獗、农村购买力低落等严重后果。而大城市游资充斥,投机事业盛行,潜伏着重大危机。正如当时有人指出的“此种畸形之发展,前途实至堪忧虑。盖金钱者血,沪市如头脑,内地如四肢,四肢之血尽入头脑,则四肢僵矣,至头脑中则亦将因血过多而患脑充血。”(36) 我国近代城乡对立的实质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阶级与主要盘踞在城市的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势力、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与斗争。城乡严重对立,造成社会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农村问题成为我国近代社会一切矛盾的焦点,这是中国共产党实行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现实基础,也是城市统治阶级最终失败的根源所在。 七、结论 综上所述,我国近代城乡关系呈现出复杂的过渡形态的特点。一方面近代意义日趋增强,表现在城乡社会分工扩大、乡村城市化发展、乡村人口和经济资源向城市转移、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城乡商品交换关系扩大、城乡相互关系与依存加深,等等。这是社会经济结构注入近代性因素的结果。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经济结构转换的迟滞,城乡关系又因袭了浓厚的传统色彩,表现在比较完整的近代意义上的城乡关系只存在于少数地区,城市数量少、经济辐射力和带动作用弱,农村商品经济不发达,城乡经济联系依然相当隔绝等上面。同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又使城乡关系带有严重的半殖民地色彩和高度的空间不平衡性。近代性、前近代性、半殖民地性、不平衡性相互交错,使城乡关系严重扭曲而畸形,尽管其中透露出若干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亮色,但最终未能冲破浓重的黑暗,“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37)终未实现。这是落后生产力和不合理社会制度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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