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元代社会史研究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据不完全统计，各种刊物发表有关论文近70篇，并有专著问世，内容包括婚姻、礼俗习惯、阶级结构和乡村研究等问题，本文试对这一时期研究状况作一简要回顾。
    一、社会生活
    社会生活是社会史方面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年来元代社会生活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关于元大都和上都的社会、宫廷生活等方面，陈高华作了不少研究，其中有他和史卫民合著的《元上都》（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系统地研究和探讨了元上都的宫廷生活、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宗教活动；其专著《元大都》（北京出版社，1984年）专门以研究元大都的宫廷生活、都市生活与风俗习惯为主题。此外，他还先后发表了《从〈老乞大〉、〈朴通事〉看元大都的社会生活》（《北京史苑》1985年第3期）、《元大都的酒和社会生活探究》（《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和《元大都的饮食生活》（《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揭示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及其对当时大都社会生活的影响。其中后两篇中的前者考察了元大都的酒以及饮食的品种、生产管理和饮用情况；后者对元大都饮食结构及其形成原因作了深入分析。他指出，空前规模的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国内各民族、各地区间经济文化联系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大都的地理环境等，都对元大都的饮食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
    贾洲杰的《元上都的经济与居民生活》（《蒙古史研究》第二辑，1987年）对上都的经济、帝王的生活方式、居民社会生活作了研究。叶新民的《两都巡幸制与上都的宫廷生活》（《元史论丛》第四辑）通过对巡幸的时间和经过的驿路、扈从的官员和军队、巡幸仪式等的研究，探讨了两都巡幸制；通过对朝会、燕飨、祭祀、游猎、宫廷歌舞、角牴与放走及游皇城等活动的研究，探讨了上都的宫廷生活情况。
    关于礼俗方面。周良霄的《蒙古选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问题》（《元史论丛》第三辑）利用中外文史料系统考察了蒙古早期推选大汗的整个程序和仪式以及宗教巫术在大汗即位仪制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了选汗仪制中原始民主主义的残留和影响、蒙古君臣间的誓约关系、窝阔台之后选汗仪制的变化以及元朝皇位继承的特点。黄时鉴相继发表了《元代的礼俗》（《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1期）和《元朝庙制的二元性特征》（《元史论丛》第五辑），前文以祭祀、仪制、婚姻、丧葬和岁时节序五个方面说明了元代礼俗具有的二元性，即一方面它基本上是中国传统礼俗的继承和发展，一方面它又含有浓厚、鲜明的蒙古民族礼俗的因素；后文分析了元代庙制的两个重要特征，即蒙古祭祀和双重庙号，进而指出，忽必烈建立元朝基本上采用汉法进行统治，同时也保存了许多蒙古固有的制度和礼俗。韩志远研究了元代的社会风尚，认为蒙古习俗对内地产生了巨大影响，导致中原地区原有的孝道、节烈观、丧葬习俗等都发生了一定变化（《关于元代社会风尚的几个问题》，载《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3期）。赵永铣在《祝赞仪礼与蒙古族民俗的发展变革》（《内蒙古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中，通过对蒙古族独特文艺形式祝词、赞词的研究，不仅可以看出蒙古族各个时期生产方式的变化，同时也可以发现它和广泛的人民生活及其民俗、风情的紧密联系。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统治中国近百年之久，在此期间，为数不少的包括契丹、女真等族在内的广义汉人，放弃原民族姓名，改用蒙古姓名，出现了大量带蒙古姓的汉人。那木吉拉的《元代汉人蒙古姓名考》（《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中寻找了产生这一社会现象的原因。蔡志纯的《元代“烧饭”之礼研究》（《史学月刊》1984年第1期）对蒙古人丧葬致祭的“烧饭”仪式进行了探讨，概述了其源流和内容。蒙古人的丧葬习俗主要有早期蒙古人流行的“天葬”、萨满教徒的露棺墓葬、土葬法，还有特殊的帝后葬制，梁甫的《蒙古丧葬习俗种种》（《文史知识》1985年第3期）和纳旺（蒙古）的《关于中世纪蒙古人的丧葬习俗》（《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8年第2期）都对其进行了研究。祈风和祭海所祈祷的对象都是海神，宋元时期泉州穆斯林航海者是否参与了汉族这一活动，或单独举行类似活动？他们祈祷的地点在哪里和对象是什么？陈达生的《宋元时期泉州穆斯林祈风祭海之踪迹》（《海交史研究》1986年第1期）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研究，这有助于我们详细了解宋元时期大批穆斯林侨民在泉州活动的情况与规模。朱天顺的《元明时期促进妈祖信仰传播的主要社会因素》（《厦门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指出元代漕运这一主要社会条件促成了妈祖信仰向北方扩展，元明时期的其他几个因素也促进了此信仰的传播。
    关于婚姻方面。杨志玫的《元代回汉通婚举例》（《元史三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通过元初迄元末汉人四个家族与回族通婚的例子，揭示了当时回汉通婚的普遍性，并分析了其通婚形式多为异族之男娶汉人之女的社会原因。罗贤佑的《试论元朝蒙古皇室的联姻关系》（《中国民族史研究》1987年）着重考察了元朝蒙古皇室与国内畏兀儿、藏、僰人等民族以及国外高丽的联姻问题。王晓清考察了元代的赘婿婚制，认为元代赘婿婚姻形式的发展，是有元一代民间下层流行的一种婚姻形式（《试论元代的赘婿婚制》，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6期）。同时，王晓清的《元代收继婚制述论》（《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和杨毅的《说元代的收继婚》（《元史论丛》第五辑）都对元代的收继婚进行了研究，都认为这是蒙古婚俗的影响所致，元代汉人的收继形式普遍是平辈收继，并且这种婚姻现象北方比南方要普遍，其中后文还对元廷“各从本俗”之外允许汉人平辈收继以及文宗之后对汉人收继的厉行禁止的原因作了探讨。张靖龙的《元代妇女再嫁问题初探》（《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1期）通过对元代婚俗、贞节观念以及元代的经济、政治、文化诸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发展变化关系的考索，初步探讨了元代妇女的再嫁问题，认为程朱理学并未对宋代妇女的自由改嫁产生实际的影响，而一直实行收继婚制的蒙古、色目婚俗则对贞节观念起到了一定的淡化作用；历经战争的前期元朝，出于经济恢复的需要，大力鼓励人口增殖，因而对妇女的再嫁采取宽松、自由的态度；元朝后期随着经济的恢复、蒙古汉化程度的加深和理学家在中央政权内影响的扩大，贞节观念得到官方的重视和强调，但终元之世，妇女自由改嫁的风气并未产生实质性的改变。
    关于饮食和服饰方面。陈高华先后发表了《舍儿别与舍儿别赤的再探讨》（《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元代的兄弟民族饮食》和《〈朴通事〉所记元代饮食》（载于《烹饪史话》一书中），前者指出舍儿别发源于阿拉伯与波斯，至元五年，忽必烈征召马薛里吉思来华后传入中国。舍儿别原来是回人日常饮用的清凉饮料，又是医疗用汤剂，传入中国后，受中药汤剂影响，舍儿别的医用汤剂不再应用。作为饮料，舍儿别分为两类，一类以水果为原料制成，另一类以药物、香料为原料制成。在元代宫廷中掌管舍儿别的人称为舍儿别赤，是怯薛执事的一种。中国始有烧酒的时间，有唐、宋、元三种说法，黄时鉴考释了唐、宋说的史料依据，指出它们均不能成为中国始有烧酒的证据。作者列举了六条元代史料，认定元代从西域传入的阿剌吉及其制法，是考有实据的中国烧酒的起始（《阿剌吉与中国烧酒的起始》，载《文史》第31辑，中华书局1988年11月版）。方龄贵对蒙古贵族妇女冠饰罟罟做了研究，不但说明了罟罟与孛黑塔的词源关系，还列举了现存罟罟冠的图像和实物情况，并综述了国内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过程（《罟罟考述》，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关于服饰研究的文章还有金申的《从美岱召壁画看元明以来的蒙古族服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