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证，或称考据，是人们研究社会历史的科学方法。我们了解现状，必须进行调查研 究。同样重要，历史家了解过去，必须对史料进行考证。梁启超《历史研究法》尝言： “史料不具或不确，即无复史可言。”以故，考证是历史研究的基础。
    自古迄今，考证史料的主要方法，是“归纳比较法”。归纳比较版本歧异的，为“校 勘学”；归纳比较文件真赝的，为“辨伪学”；归纳比较记载异同的，为“考异学”， “考证”是其总称。兹分科就其产生及其典型之作举例，以见考证对历史研究的重要。
    一、校勘学举例
    学术界言校勘萌芽于先秦，所举最可信的事例，是《吕氏春秋》记孔门弟子卜子夏订 史的故事。
    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 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 也。
    唐刘知几《史通·补注篇》赞刘孝标注《世说》，“察及泉鱼，辨穷河豕”，即用此 典故。清刘寿曾以为订史之始。（刘寿曾《传雅堂文集》卷2《周易汉读考序》）近世胡 适谓“已具有校勘学的基本成分”（胡适《元典章校补释例序》）。这一故事，最早体现 了史料校勘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历史学者如盲从“三豕”涉河，则岂非闹笑话！
    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中尝言，考证盛于宋代。其时，出现了一部校勘学的杰作- -朱熹《韩文考异》。“韩文”，是唐大文豪韩愈的专集。自唐迄宋，《韩文》的传本 甚多，颇有歧异。与朱熹同时人方嵩卿撰《韩集举正》，详加评比。《四库全书总目》 称其书“所据碑本凡十有七，所据诸家之书，凡唐令狐澄本、南唐保大本、秘阁本、祥 符杭本、嘉祐蜀本、谢克家本、李昞本，参以唐赵德《文录》、宋白《文苑英 华》、姚铉《唐文粹》，参互钩贯，用力亦勤”。但朱熹嫌其去取不当，“多以祥符杭 本、嘉祐蜀本及李、谢所据馆阁本为定，而尤尊馆阁本，虽有谬误，往往曲从 ，它本虽善，亦弃不录”。于是“辄因其书更为校定。悉考众本之同异，而一以文势义 理及他书之可证验者决之。苟是矣，则虽民间近出小本不敢违。有所未安，则虽官本、 古本、石本不敢信。”（朱熹《韩文考异序》）这是比较科学的态度。怎样评定是非？朱 熹已弥补了单纯以善本校正坊本的不足，能够把时间、地点与人事作综合的判断，而告 读者以去取之由。兹举其校《祭田横墓文》为例：
    按此文开首有“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东京，道出田横墓下”语，方氏从阁、杭、蜀 本作“愈东如京”。二本均释韩愈是时往洛阳。朱熹从洪氏本改定为“愈如东京”。洪 氏谓韩愈于唐德宗贞元十一年出长安，至河阳，继而有至东京洛阳之事。朱熹补证：查 田横墓在洛阳东20里，从河阳经墓下而走洛阳，乃是西向，安得言“东如京”？且洛阳 也不应单称“京”，唐京乃是长安。
    《韩文考异》为后人研究韩愈和唐史提供了比较可靠的文献。
    二、辨伪学举例
    东汉马融辨伪今文《太誓》，是我国古籍辨伪的滥觞。此已为学术界所公认。
    按《太誓》是周武王灭殷纣的文告。孔子以之编入《尚书》。秦火后，《尚书》散失 。汉文帝时，伏生传于齐鲁之间，得28篇。武帝时，又从民间得《太誓》1篇。这29篇 都用当时的隶书传写，合称《今文尚书》，以区别于从孔壁发现的以篆书传写的《古文 尚书》。
    从现存先秦古籍所引《太誓》20余条看，此文对研究殷、周易代之际，提供了珍贵史 料。其中“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一语，两见于《春秋左传》，两见于《国语》。盖春 秋列国的有识之士，已公认民心向背，关系国家兴亡，值得当世君主借鉴。惟西汉所得 的《太誓》非真本，马融对之致疑。马注《尚书》见《隋书经籍志》，现已失传。所辨 《太誓》之词见唐孔颖达《尚书正义》所引：
    《太誓》后得，按其文似若浅露。又云：“八百诸侯不召自来，不期同时，不谋同辞 ”，及“火复于上，至于王屋，流为雕，至五，以棫俱来举火”。神怪，得无在 子所不语乎！又《春秋》引《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语》引《太誓 》曰：“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太誓》曰：“我武维扬， 侵之于疆，取彼凶残，我伐用张，于汤有光。”孙卿引《太誓》曰：“独夫受。”《礼 记》引《太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 小子无良。”今文《太誓》皆无此言。我见书传多矣，所引《太誓》者甚多，弗复悉记 ，略举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