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儒对考证学的广泛运用
    校勘、辨伪、考异所解决的问题虽然不同，但使用的方法却相通，都是“归纳比较法 ”。清代学者曾以之施于一切诸学。其尤著者，如顾炎武、江永等以之考古韵分部；戴 震以之校《水经注》，分清久已混淆的经注；王念孙与子引之以之明三古辞气……皆有 功于对我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兹举《诗本音》与《经传释辞》各一例，以见清儒善于运 用“归纳比较法”。
    按“行”字，《唐韵》已有二音。行列之行（Hang）入十一唐；行止之行（Xing）入十二 庚。《诗本音》卷1，《卷耳》：“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下注 ：“考行字，《诗》凡三十二见，《书》三见，《易》四十四见，《左传》一见，《礼 记》三见，《孟子》一见，《楚辞》十三见，并户郎反。其行列之行，行止之行，五行 之行，同是一音。”即皆与阳、唐为韵。这就是顾炎武运用归纳比较法，取证于《诗经 》及其他先秦韵文，以考古本音之例。
    又按：《诗·终风》的“终风且暴”之“终”，《毛传》、《郑笺》都训为竟日，嗣 后经师因循墨守，直至王念孙始发其覆。《经传释辞》卷9，“终、众”条云：“此皆 缘词生训，非经文本义。终犹既也，言既风且暴也。”“下文‘终风且霾’，‘终风且曀’，义并与此同”。王氏又列举《诗·燕燕》之“终温且惠”，《北门》之“终 窭且贫”，《伐木》之“终和且平”，《甫田》之“终善且有”，《正月》之“终其永 怀，又窘阴雨”为证，谓“终与既同义，故或上言终而下言且，或上言终而下言又。说 者皆以终为终竟之终，而经文上下相因之指，遂不可寻矣。”这就是王念孙运用归纳比 较法，研究《诗经》，明古人辞气之例。正如王引之所说：“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 而通”（王引之《经传释辞序》），可证其方法是合乎科学的。
    运用归纳比较法，清人不仅能读某字的古音，发现它的个性，而且能概括若干类似的 古音，找到它们的共性。钱大昕发现“古无轻唇音”，即典型之一例。钱氏把今读轻唇 音之字，逐一核之先秦汉魏之书，发现古人皆读为重唇音。如“敷”读若“布”；“负 ”读若“背”或“倍”；“佛”读若“弼”或“勃”；“文”读若“门”；“弗”读若 “不”；“偾”读若“奔”；“方”读若“旁”；“封”读若“帮”；“勿”读若“没 ”；“无”读若“模”；“妃”与“配”同，“凤”即“朋”字之今形……由此得出“ 凡轻唇之音古读皆为重唇”（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5）的结论。在研究古代语言学 方面，清儒的主要成果就在经过层叠使用归纳比较法，发现某些共性，如“阴阳二声相 配”说、“古四声不同今韵”说，等等。这都是原理和规律。
    运用归纳比较法，清儒还发现了古代社会生活交往中的一些习惯。例如汪中作《释三 九》。“三”者数之成，“九”者数之终。汪氏发现，古人措词，往往以“三”见其多 ，但不必尽为三；以“九”见其极多，但不必尽为九，所言“三”、“九”皆非实数而 是虚数。他取证于先秦及西汉之书。《易》：“近利市三倍。”《诗》：“如贾三倍。 ”《孟子》：“陈仲子食李三咽。”《史记》：“三致千金”……所言之“三”，都以 喻多，而非实数。同样情形，《楚辞》：“虽九死，其犹未悔。”《孙子》：“善守者 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史记》：“若九牛之亡一毛”，“肠一日而 九回”……所言之“九”，都喻极多，也非实数。
    清代学术界最尊学贯天人的“通儒”，而提倡从精密的考证入手。钱大昕所谓：“通 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25《卢氏群书拾遗序》）乾隆、嘉 庆之际，考证学达到高峰。如上所述，清儒善于考证，实际即善于运用归纳比较法。但 他们是不自觉地运用此法。这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不能苛求于乾嘉诸老。
    五、“实证主义”促进了考证学的发展
    我国古代的考证学巨子，虽已发明了一些行之有效的考证条例。如顾炎武取明陈第之 说，列本证、旁证以考《诗》之本音，开有清一代古韵学的先河。戴震治学，自言不外 “以字考经，以经考字”，其徒段玉裁本此二语，撰成《说文解字注》。（陈奂《说文 解字注跋》）然而他们都未能表达自己思维的方法，从感性认识的变化程序来阐明考证 学的法则。连什么是考证，乾嘉学者也没有给人正确的答复。如江永曾解释为：“考历 代之名物、象数、典章制度，实有据者也。”（汪藩《经解入门》）这还不能表明一个科 学的概念。其后焦循不满意惠氏学派对“汉学”的盲从而欲取消“考据”之名，（焦循 《雕菰集》卷13《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也因不明白“考据”乃是治学的法则 ，与思想“保守”并不同科。直到近世，胡适吸取了西方的实证主义学说，用以总结乾 嘉考据的经验，才能为中国学术史填补缺陷，发明了考证学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