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融所举《春秋》，系《春秋左氏传》。《左传》襄三十一年、昭元年两引《太誓》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孙卿即荀卿。所引《太誓》，见《荀子·议兵篇》。余与原书核实，引文均符合。考《论语》、《墨子》、《管子》等也引《太誓》，以故马融云：“甚多”，但未尽列举。
    近世陈垣论“校法四例”之三为他校法，即以他书校本书。其中云：凡其书“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东汉马融已将此法施之于辨伪。
    古史辨伪的最大公案，为辨东晋所出本伪《古文尚书》。
    按《尚书》为上古之政府文件，孔子删取百篇。秦火之后，西汉时，济南伏生传《尧典》等28篇，又河内女子献《太誓》1篇，合称《今文尚书》。别有孔安国献从孔子宅壁所得《古文尚书》较今文多16篇。其书亡于晋永嘉之乱。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献《古文尚书》及孔安国所为传，较今文多25篇。唐陆德明据以作《释文》，孔颖达据以撰 《正义》。由是治《尚书》者都据东晋本。宋吴棫、朱熹始疑其行文不古。元吴 澄著《书纂言》，仅注今文，谓东晋晚出之书不可信。明梅鷟著《尚书考异 》，明白指斥梅赜作伪。清初，姚际恒撰《古今伪书考》、《九经通论》，也辨梅赜伪 书。阎若璩继起，沉潜20余年，撰成《尚书古文疏证》，震撼了学术界。
    阎氏根据《史记》、《汉书》、《说文解字》等汉人所记有关孔壁《古文尚书》的资料与东晋本作比较对勘，发现了一系列矛盾：篇数不合，篇名不合，内容不合。所谓“ 孔安国传”，也有矛盾。按《论语》有“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句，何晏《集解》引孔安国注：“亲而不贤不忠，则诛之，管、蔡是也。仁人，谓微子、箕子，来则用之。” （《论语·尧曰篇》）但东晋本《尚书·孔传》同样注此二语，却说：“周，至也。言纣 至亲虽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其诠释相悬绝如此，岂出一人之手！也就在“孔传” 中，出现了孔安国死后才设置的金城郡，暴露了后人作伪的马脚。
    辨伪，往往有反复，使真伪愈辨愈明。与阎氏同时人毛奇龄著《古文尚书冤辞》，掀起了翻案的波澜。但巧辩不能取代作伪的事实。其后惠栋著《古文尚书考》，程廷祚著《晚书订疑》，段玉裁著《古文尚书撰异》，都申阎斥毛。明清诸儒还揭发了东晋本《古文尚书》剽窃成书的劣迹。于是人赃俱获，此案遂成定论。
    学术界论清人辨伪之功，咸推阎若璩。然而《尚书古文疏证》尚有取伪证的疏失。阎 氏曾举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以揭伪《古文尚书》中羼入了魏、晋间语言，不知此文 也是赝品。
    按陈琳系曹操智囊中的杰出文人，为建安七子之一。《三国志》附见《王粲传》。所 著《陈琳集》，见《隋书·经籍志》，已散佚。此檄仅见于《昭明文选》。清儒凌廷堪 疑之：其一，何以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皆不载？其二，曹操南征孙权凡三次，《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皆有岁月可考，何以此檄不明指何年？经过核实，凌氏终于发 现了后人伪作的铁证，即檄文的发布者为是判定为“齐梁文士所拟作”（《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3《书陈琳檄吴文后》），而为萧统辑入了《昭明文选》，以致 谬种流传。
    任何史家必须辨别所据史料的真伪。《资治通鉴》为史书的杰作，然而尚有误信后人伪造的孔子《书序》之事，为朱熹所讥。（朱熹《文集》卷54《答孙季和》）可见，辨伪对历史研究是多么重要！
    三、考异学举例
    考证史料最繁重的工作是比较异同。考异之作，始于东晋孙盛。当魏、蜀、吴三国鼎立以及魏、晋易代之际，史家各执一词，抑扬异致，读者必须加以比较抉择，于是孙盛撰《异同评》与《异同记》。
    孙盛字安国，生于西晋，长成并出仕于东晋。《晋书》有传。所著《魏氏春秋》及《 晋阳秋》均著录《隋书·经籍志》。《晋阳秋》尤称良史。《文心雕龙·史传篇》赞其“以约举为能”。《史通·忤时篇》有“孙盛实录，取嫉权门”之语，美其直书桓温枋头之败。孙盛勤于采访史料。《史通·采撰篇》称：“安国之述《阳秋》也，梁、益旧 事，访诸故老。”他搜集史料，力求完备。裴松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 孙盛、习凿齿搜求异同，罔有所遗。”既有异同，就需评比，于是产生了《异同评》、 《异同记》。其书不载于《隋志》，但学者犹能从裴氏《三国志注》见其鳞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