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赤壁之战与孙权攻合肥孰前孰后，《魏书》与《吴书》所记歧异，孙盛评定其是非。
    《魏书·武帝纪》：建安十三年“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熹救合肥，权闻熹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卒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裴注引孙盛《异同评》：“按《吴志》，刘备先破公军，然后权攻合肥。而此记云，权先攻合肥，后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吴志》为是。”《吴志》，即《三国志·吴书》。
    （2）据蜀故老言，为诸葛瞻雪诬。
    《蜀书·诸葛亮传》：“自瞻、厥、建统事，姜维常征伐在外，宦人黄皓窃弄机柄， 咸共将护，无能匡矫。”厥，董厥。建，樊建。裴注引孙盛《异同记》：“瞻、厥等以 维好战无功，国内疲敝，宜表后主，召还为益州刺史，夺其兵权，蜀长老犹有瞻表以阎 宇代维故事。晋永和三年，蜀常史常璩说，蜀长老云：陈寿常为瞻吏，为瞻所辱，故因 此事归恶黄皓，而云瞻不能匡矫也。”按孙盛曾于晋穆帝永和三年以参军随桓温伐蜀， 见蜀常史常璩于成都，从访故事。璩著有《华阳国志》传世。
    又有徐众撰《三国志评》，见《隋志》及新旧《唐志》。今亦失传。裴松之《三国志 注》引此书凡七条，均属对事件和人物的评论，不涉记载异同。
    史料考异的最早杰作是裴氏《三国志注》。
    《史通·古今正史》评述了魏、蜀、吴三国史书并存而多不惬人意。如说王沈《魏书 》“多为时讳，殊非实录”。鱼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其后孙盛撰《魏氏 春秋》、王隐撰《蜀记》、张勃撰《吴录》，异闻错出，其流最多”。陈寿《三国志》 “伤于简略”。于是南朝宋文帝命裴松之“兼采群书，补注其缺”。裴氏集书200余种 ，除补充史料外，又做了大量比较异同的工作。他比孙盛进了一步，不单凭主观推理， 而重视寻求客观证据。
    （1）据确凿文献判明是非。
    如《蜀书·诸葛亮传》言：因徐庶力荐，“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云云。 注引《魏略》曰：“刘备屯于樊城，是时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当次受敌，而刘表性 缓，不晓军事，亮乃北行见备……”又引《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裴注据《 诸葛集·出师表》，判定陈寿所说为是。“臣松之以为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 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则非亮先诣备，明矣。虽见闻异词， 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为可怪！”
    （2）核以时间、地点和人事，判定某些记载不可信。
    如《蜀书·马超传注》引晋著作郎乐资《山阳公载记》云：“超因见备待之厚，常呼 备字。关羽怒，请杀之。备曰：‘人穷来归我，卿等怒以呼我字而杀之，何以示于天下 也！’张飞曰：‘如是，当示之以礼。’明日大会，请超人，羽、飞并杖刀立值。超顾 坐席，不见羽、飞，见其值也，乃大惊，遂一不复呼备字。”陈寿不言此事。裴松之核 以时间、地点和人事，判定其说为妄。按刘备入川，“留关羽镇荆州，羽未尝在益土也 。故羽闻马超归降，以书问诸葛亮：‘超人才可谁类比’？不得如书所云，羽焉得与张 飞立值乎？”裴氏严斥《山阳公载记》：“秽杂虚谬，若此之类，殆不可胜言也。”
    裴松之注《三国志》的主要工作，是补其缺略，并非专事考异。宋司马光《通鉴考异 》，才是我国史料考异的第一部专书。《四库全书总目》云：“昔陈寿作《三国志》， 裴松之注之，详引错互之文，折衷以是，其例最善。而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书，明所 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实自光始。”按光上表自言，他“研精极虑”，撰成《资治通鉴 》294卷。“又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为《考异》三十卷。”
    《通鉴》同修官三人中，最长于考异的是刘恕。《宋史·文苑传》言，司马光“遇史 事纷错者，辄以诿恕。恕于魏晋以后事，考证差谬，最为精详。”恕尤熟梁、唐、晋、 汉、周五代史事。尝“偕司马光游万安山，道旁有碑，读之，乃五代列将，人所不知名 者，恕能言其行事始终。归验旧史，信然。”于助修《通鉴》外，别撰《十国纪年》一 书。所谓“十国”，即五代时中原而外割据一方的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 楚、南汉、荆南、北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引司马光题《纪年》后云：“世称路氏 《九国春秋》在五代之史中最佳，此书又过之。以予考之，长于考异同。”《纪年》现 无传本，但学者犹得从清初吴任臣所著《十国春秋》夹注的引文中，略窥其考异之功。 在《通鉴考异》五代一段中，尤多刘恕的劳绩。兹即举以为例，论述其成果与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