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取材丰富。据马端临《文献通考》引高似孙《纬略》所说：“《通鉴》采正史之外，其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其中五代一段所参考的史书最多，约近50种，碑碣数种。以“实录”而论，司马光等所见者除梁、唐、晋、汉、周五代的而外，还有《南唐烈祖实录》、《后蜀高祖实录》、《后蜀后主实录》。其中高远撰《南唐烈祖实录》，至南宋时已残缺。《宋史·艺文志》著录20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作13卷，并注明“缺第八、第十二卷”。再后这些《实录》都已失传。清“四库馆臣”读宋王禹偁《五代史缺文·自序》，谓以补《五代史》360卷之缺，不得其解。不知所补者即《五代实录》，凡360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范质《五代通录》条）已为清邵晋涵辈所不及见者也。可见，《通鉴》所参考的五代史料之丰富，是后人无法比拟的。
    《通鉴考异》所处理史料的纷错复杂之状，已远过于裴松之《三国志注》。兹举数事以见大略。
    （1）参证群书，取长弃短，去伪存真。
    《通鉴》：唐明宗天成元年，“是岁，吴越王镠以中国丧乱，朝命不通，改元 宝正。后复通中国，乃讳而不称。”
    《考异》曰：“阎自若《唐末汛闻录》云：‘同光四年，京师乱，朝命断绝，镠遂僭大号，改元保正。明年，明宗锡命至，乃去号，复用唐正朔。’《纪年通谱》云 ：‘镠虽外勤贡奉，而阴为僭窃，私改年号于其国。其后子孙奉中朝正朔，渐 讳改元事。及钱俶纳土，凡其境内有石刻伪号者，悉使人交午凿灭之。惟今杭 州西湖落星山塔院中有镠封此山为寿星宝石山伪诏，刻之于石，虽经毁，其文尚可读，后题云：宝正六年，岁在辛卯。明宗长兴二年也。其元年即天成元年 也。好事者或传曰保正，非也。’余公绰《闽王事迹》云：同光元年春，梁策钱镠为尚父，来年改宝正元年。永隆三年，吴越世宗文穆王薨。林仁志《王氏启运图》 云：同光元年，梁封浙东尚父为吴越国王。寻自改元宝正。长兴三年，吴越武肃王崩， 子成宗嗣。公绰、仁志所记年岁差谬，然可见钱氏改元及庙号，故兼载焉。至今两浙民 间犹谓钱镠为钱太祖。今参取诸书为据。”
    （2）取证于碑碣等可靠史料，理清纪年上的交错混乱，分别是非，交代去取之故。
    《通鉴》：周太祖显德元年冬十一月，“北汉主疾病，命其子承钧监国，寻殂”。
    《考异》曰：“刘恕云：《世宗实录》、《薛史·帝纪、僭伪传》皆云显德二年十一 月，刘崇卒。《大定录》云显德二年春，旻 （即刘崇）病死。《纪年通谱》：显 德二年，崇之乾祐八年，冬，崇死。显德三年，承钧改元天会。（宋）开宝元年 ，承钧之天会十三年，死。开宝二年，继元改元广运。（宋太平）兴国四年，继元之广运 十一年也。河东刘氏有国，全无纪录，惟其旧臣中书舍人直翰林院王保衡归朝后所纂《 晋阳伪署见闻要录》云：甲寅年（周显德元年）春，南伐，败归。夏，周师攻围。旻积忧劳成心疾，是冬，卒。钧即位，丁巳年（显德四年）正月旦，改乾祐十年 为天会元年。又云：钧丙戌年（唐天成元年）生，二十九嗣位，年四十三卒。右谏议大夫 杨梦申奉敕撰《大汉都统追封定王刘继颙神道碑》云：‘天会十二年，今皇 帝践祚之初年也。’‘十七年，继颙卒。’末题：‘广运元年，岁次甲戌， 九月丙午朔。’今按周广顺元年辛亥，旻即帝位，称乾祐四年。显德元 年甲寅，旻之乾祐七年也。旻卒，钧立。显德四年丁巳，钧改 乾祐十年为天会元年。宋开宝元年戊辰，钧之天会十二年也。钧卒，继元立。 开宝七年甲戌，继元改天会十八年为广运元年。据历，是岁九月，丙午朔。（太平）兴国 四年己卯，继元之广运六年也。钧以唐天成元年丙戌生，至显德元年甲寅嗣位，乃二十 九矣。钧及继元逾年未改元，盖孟蜀后主、汉隐帝、周世宗之比也。诸书皆传闻相因， 前后相戾，惟《晋阳见闻录》、《刘继颙碑》岁月最可考正，故以为据。”
    以上既是一幅北汉主三代的世系图，也是一帧北汉与中原诸朝纪年的对照表。这是刘 恕从杂乱的史料中，进行归纳比较的结果。
    不读《通鉴考异》，即无由深知《通鉴》取舍史料的广博而审慎。近人傅斯年指出， 从《通鉴考异》，可以看到我国史料学的成熟。
    然而司马光等仍有“以意忖度”的失误。例如关于后唐庄宗封秦王李茂贞为秦王问题 ，《通鉴考异》的结论就是错的。按欧阳修《五代史·李茂贞传》与《通鉴》均谓李茂贞以岐王进爵秦王，当在后唐同光之世，即庄宗灭梁入洛之后。而《庄宗实录》记李茂贞于同光元年十一月遣使贺收复，已称秦王，自后皆称秦王。至二年辛巳制，有“秦王李茂贞可封秦王”云云。《通鉴考异》认为“岂有秦王封秦王之理？”并断言：“必是至是时，始自岐王封秦王也。”清儒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据《旧唐书》及凤翔《法门寺碑》等确凿史料指出：“《实录》所书本不误，温公以意改之，却非其实。”盖早在唐昭宗时，已改封李茂贞由岐王为秦王。至是，后唐庄宗“乃因其旧封授之，锡以册命 ”。故云：“秦王可封秦王。”“《欧史》之误，与温公同。”温公，即司马光。
    近人曹聚仁写《现代中国通鉴》，深感取信于读者的不易。他说：“历史的基本条件就是要传信，不能‘传信’，只好‘存疑’，假使最低限度的真实性都站不稳，即就不必谈其他了。”（曹聚仁《现代中国通鉴序》）由此可见，史料考异对历史研究是多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