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北方民族中的某些阶层的社会属性，史学界有不同的观点。亦邻真的《关于十一、十二世纪的孛斡勒》（《元史论丛》第三辑）一文认为，十一、十二世纪的孛斡勒本质上是那颜的隶属人口，是游牧经济中的早期农奴，和奴隶相比，他们有自己的私有财产、家庭和不完全的人身自由。孛斡勒是属于个体家庭和个人的，在当时的蒙古社会，并不存在一个氏族整体隶属另一个氏族整体的那种氏族或部落的孛斡勒制度。作者还对学术界关于孛斡勒的各种划分和解释进行了辨析。罗贤佑不赞成投下属于农奴制组织的观点，他从行政、司法、赋税、土地关系四个方面分析了投下户的身份，指出元投下与地方州县形式异而实质同，投下户与州县百姓同属国家编户齐民（《元代“投下”是农奴制组织吗？》，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6年第6期）。姚大力的《蒙元时代西域文献中的“因朱”问题》（《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一文认为“因朱”的含义可以区别为两类：一类指的是对伊利汗朝的全部人口，包括西征蒙古军和当地诸色居民，以及全部疆域的统治者；另一类指的是伊利汗国及其家庭成员的私人所有的地产，和附着于这些地产上的依附劳动者。
    杨际平的《元代买卖奴婢手续》（《敦煌研究》，1990年第6期）考察了元代“典卖田宅人口头疋”税契手续，认定延祐三年永昌税使司文书的准确定名，以“永昌税使司契尾”或“永昌税使司颁给驱女买主契尾”为宜。
    三、乡村研究
    日本学者柳田节子很注意对元代乡村的研究。由高桥芳郎（日）著、兵泽译的《柳田节子〈宋元乡村制的研究〉介绍》（《中国史研究动态》1988年第9期）指出，该书是柳田节子从她过去三十年间发表的论文中辑录的有关主户客户制、户等制和乡村制方面的论文和当时新写的三篇论文构成的。其第一编讲包括宋元王朝的乡村统治体制；第二编是有关户的各论；第三编讲宋元乡村制的发展。她的《元代乡村的户等制》（程兆奇译，载《元史研究通讯》1988年总第14期）将着眼点集中于元朝蒙古帝国统治下的中国农村社会，具有以下两点意图：一是蒙古帝国在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中是在哪里贯彻自己的统治的；另一个是在征服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农村社会方面的承受问题。制定于中统五年的所谓三等九甲的户等制，与其说是蒙古的固有制度，莫如认为是在中国传统的对农民统治的体制。另外，她的《元朝统治下中国农村社会中的回民》（《研究调查报告》〈学习院大·东洋文化研究〉第21期）一文分析了在福建发生的流言蜚语事件，指出事件的背景是汉人拒绝将居住于农村的回民与蒙古统治者等同视之，被看作是统治者的只是一部分回民，因而存在着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