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阶级、阶层
    近年来关于蒙元时期上层贵族的研究方面，也有不少成果问世。白翠琴的《斡亦剌贵族与成吉思汗系联姻考述》（《民族研究》1984年第1期）介绍了斡亦剌部降蒙古后与成吉思汗系相互通婚的大致情况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影响。史金波的《蒙元时期党项上层人物的活动》（《民族论丛》第一辑）对蒙元时期党项族上层人物的活动进行了全面的考察，认为蒙古攻占西夏以及灭金、宋过程中，一部分党项上层人物起了重要作用。元朝建立后，党项上层人物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里也有相当的影响。元末党项上层人物参与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活动，对当时政局的嬗变也有一定影响。罗贤佑的《论元末麓川思氏兴起》（《西北史地》1987年第4期）探讨了元末之南麓川路土官思可法家族兴起的社会历史原因。敖其等的《关于湖北洪湖县陆氏蒙古人问题》（《内蒙古师大学报》1987年第3-4期）根据陆氏宗谱《源流序》和陆氏蒙古人口碑等资料，认为湖北陆氏蒙古人是成吉思汗四子拖雷的第六个儿子阿里不哥的后裔。魏良弢的《朵豁剌惕部异密家族的兴衰（上）》（《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2-13期）探讨了几乎一直控制着东察合台汗国实权的朵豁剌惕部异密家族的兴衰。叶新民的《斡赤斤家族与蒙元朝廷的关系》（《内蒙古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重从投下分封制度的角度，对东道诸王之首、显赫一时的斡赤斤家族作进一步剖析，以加深对蒙元时期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认识。曹自强的《萨迦昆氏家族初探--兼及元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施政》（《甘肃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通过对西藏昆氏家族的渊源、萨迦五祖、萨迦昆族的后裔、明季以来萨迦昆族的社会地位等政治、历史问题的研究，探讨了昆氏家族在元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施政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刘迎胜的《床兀儿及其家族的活动》（《西域研究》1993年第3期）对源于蒙古高原东部的钦察部名将床兀儿及其家族的事迹进行考述，并讨论其在建康的封户和哈剌赤户。修晓波的《关于木华黎家族世系的几个问题》（《蒙古史研究》1993年第4期）对木华黎之后塔思与霸都鲁是叔侄还是兄弟，安童、乃蛮台、朵儿只以及朵尔直班与木华黎的传承关系等问题作了些探索，并分析《元史》编纂木华黎后裔世次前后矛盾的原因。此外，日本学者也很注意元代家族的研究，堤一昭的《忽必烈政权的建立与速不台家族》（《东洋史研究》1989年48-1）指出从成吉思汗以来，蒙古政权历朝一直由军人执掌。忽必烈政权的建立，蒙哥身边速不台家的兀良合台投靠忽必烈是一个重要因素。文章以此为主线，详细论述了兀良哈台的行动。奥崎裁司的《元末支持方国珍之乱的戴氏》（《中国古代史研究》1989年第6期）考察了方国珍的姻戚戴氏自宋以来的家氏，论证其为当地的大家族，并叙述了入明以后由于同方国珍有关系而未籍没的经过。
    关于知识分子阶层的研究。郑克晟的《元末的江南士人社会》（《东南文化》1990年第4期）对元末江南士人群体作了具体考察。对于元代知识分子的地位，陈得芝和毛小雨分别通过《从“九儒十丐”看元代儒士的地位》（《光明日报》1986年6月18日）和《元代知识分子的心态写照》（《郑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对此进行了研究，前文通过对儒士免差的实际执行情况和儒士的出路等实际问题的分析研究说明了元代儒士确实地位低下，并对有些学者的“九儒十丐”不足信之说提出了不同看法；后文则通过对元代知识分子心态的探索，表明元代知识分子在当时的境遇，指出有元一代，知识分子受到空前的打击和磨难，他们象被社会无情抛掉的弃儿。破碎的国家、家园和心灵使他们形成了特有的心境：躁动与不安、悲哀与痛苦、孤独与寂寞。
    关于流民和遗民的问题。流民问题是元代一大社会问题，与其他时代不同的是，它几乎贯穿于这个皇朝统治的始终。陈高华的《元代的流民问题》（《元史论丛》第四辑）系统研究了元代流民的历史发展，对其产生的根源、流向和元政府的对策作了深刻的剖析，并指出大量的流民的存在是导致元末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原因之一。关于此问题的文章还有罗贤佑、任崇岳的《元代流民问题浅谈》（《郑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和洪用斌的《元代的流民问题》（《中国民族史研究》第一辑）。这两文都认为元朝产生流民的大致原因是：土地兼并剧烈、赋役繁重、战争祸乱、高利盘剥、自然灾害等，而元政府因没有解决好流民问题而连续发生骚乱，终于导致了社稷覆亡。元朝消灭了中国土地上的好几个王朝，因此，遗民问题在元朝有其特殊性。孟楠的《元代西夏遗民婚姻研究》（《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详细考察了西夏遗民的婚姻问题，分析了西夏遗民婚姻的几个特点：通婚范围广泛；其通婚对象以蒙古人和色目人居多并随时间、居地的变更而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其中仍有一部分人在本民族内部通婚等。文章进而指出，此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探讨西夏民族的消亡过程，而且对我们研究汉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史都是极为有益的。段玉明的《元初的南宋遗民》（载《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指出元初的南宋遗民有浓厚的忠君思想、有浓厚的悲观情调，都有较高的文学成就，其言行成为后代竞相模仿的表率。张啸虎的《辽金遗士对元初政治建设与文化开拓的贡献》（《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通过对成吉思汗到忽必烈统治时期的耶律楚材、刘秉忠、王鹗、李谦、许衡和郝经等著名人士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研究，阐述了辽金遗士对元初政治建设和文化开拓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