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的历史学在中国的成长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人员为主体的史料学派，成为活跃于中国史坛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学学派。中国历史学在三四十年代成长时期的发展，特别是其所取得的主要进展和成就，应该说首先是与这个学派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换句话说，以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为发轫和形成标志的史料学派，曾经为推动中国历史学的最初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且这种贡献在相当大程度上主导和影响着中国历史学在其成长时期的发展路向和基本样态。对于中国历史学成长所起的这种作用，往往是同一时期其他历史学派难以企及的。因此，尽管史料学派有其致命的局限和缺陷，但在回顾中国历史学成长时期的进程时，无论怎样是不能忽视甚至无视这个学派的。
    一
    与疑古学派一样，作为实证科学范畴历史学派的史料学派，同样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并且同样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主义和疑古思潮的直接卵翼下兴起的。且不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创立史料学派的傅斯年曾与疑古学派的创立者顾颉刚共同师从过胡适，就是以疑古和史料学派所推崇的考证而言，两者也实为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疑古的深一层意思即为考信；而考信则是疑古的必然归缩。顾颉刚一生最终所走过的学术道路，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和例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史料学派与疑古学派 一脉相承的。尽管从表明看来，史料学派的崛起，似乎同曾为师友的傅斯年与顾颉刚当 时的学术分歧有关，然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造就的科学主义和疑古思潮的学术背景和氛 围中，史料学派继疑古学派的崛起，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学术发展的内在必然，是中国历 史学得以提升抑或迈上新发展台阶的表现。因此，史料学派在进入30年代后开始逐步成 为中国历史学的一个居于主导地位的学派，也就不足为奇了。
    相对于疑古学派对方法的强调，顾名思义，史料学派反复强调的则是史料对于历史研究的根本意义。傅斯年更有震惊史坛的“史学本是史料学”一说。此说似有偏激、极端之嫌，因此遭来众多议论，然而平心而论，批评者中少有公允者，大多或望文生义，或断章取义，甚至有不惜歪曲、无端攻击者。傅斯年当为三四十年代在历史学理论层面上对中国历史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学人。他的突出史料的历史学理论并非形成于一朝一夕，大致酝酿于1924至1926年留学德国时期。在傅斯年众多有关的论述中，最早比较完整地阐述其理论主张的是发表于1928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在傅斯年看来，所谓“史料”有广、狭两义。广义的“史料”，不仅包括历史研究所直接依凭的史料，亦即狭义的史料，而且还包含理论、学说、知识等可供史家利用的“工具”在内。正是从这种广义的“史料”出发，傅斯年在《工作之旨趣》一文中断言，西洋近代史学的主体，在于“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客观的处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因此，是否重视史料，是否愿意客观地处理史料，既是西洋古今史学的分野，也是中西近代历史学进步与否的关键。而衡量历史学进步与否具体标准无非有三：（1）是否能运用直接史料；（2）是否能扩张研究的新材料；（3）是否能扩充研究中所应用的工具。据此，傅斯年得出结论认为，发展中国历史学的“唯一正当的途径”，乃是根据顾亭林、阎百诗“照着材料出货”的精神，“因行动扩充材料，因时代扩充工具”。而行动的第一步，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史学本是史料学”便是在这样的理论路向下提出的。应该说，这一表述有欠准确和恰当，因此，引起误会和非难当在情理之中。然而从强调史料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或根本的意义这一点来说，又应该说是无可非议的。而从傅斯年本人所作的阐述来看，“史学本是史料学”一语主要包含了这么几层意思：第一，“坚实的事实，只能得之于最下层的史料之中”。第二，“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明显”。第三，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本业在于“纯就史料以探史实”，通过“客观的处理”材料，以寻求事实。而所谓的“客观的处理”，便是对所有史料“一视同仁”，“存而不补”，“证而不疏”，凡“材料之内”的，务求“发现无遗”，凡“材料之外”的，“一点也不越过去说”。第四，史学的起点在于保存材料，搜集材料，史学的革新在于扩充材料和工具，尤其是寻求新材料，利用新 工具。（注：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 所集刊》1本1分，1928年。）应当承认，傅斯年对史料在历史研究中地位、作用、意义 的具体阐述，是比较深刻和精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