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史料学派利用集团研究的方式在史料的发掘、整理研究上的成绩不可谓不显著，这些 成绩的取得当是其“史学本是史料学”旨趣的充分体现。不过，如果以为史料学派对中 国历史学的贡献仅此而已，那就错了。事实上，史料学派在开展对中国历史的实证研究 ，进而重构“真正的”中国历史方面，亦作出了当时中国史坛堪称一流水平的成就与贡 献。史料学派的许多学者们，正是在“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千方百计 的发掘、整理史料基础上，纵横驰骋于中国历史的各个研究领域，以丰硕的高水平的研 究成果，推动了中国历史学在三四十年代的发展。其中，诸如陈寅恪的隋唐史研究，陈 垣的宗教史研究，董作宾的甲骨文研究，李济的考古学研究，赵元任和李方桂的语言学 研究，以及劳干的秦汉史研究，岑仲勉的唐史研究，全汉升的中古经济史研究，严耕望 的经学研究，王崇武的明史研究，陈述的辽金史研究等等，都以其在各自领域里的特 殊建树而享名于当时的中国史坛。即便是傅斯年本人，在这方面也有《性命古训辨证》 和《夷夏东西说》这样有相当影响的成果。
    史料学派上述堪称一流水平的研究成果，对于重构“真实的”中国历史所具有的意义 是无须多言的。在此要再次强调的是，这些成果的取得，同样与史料学派的“旨趣”息 息相关。这也就是说，史料学派在中国历史研究上的这些成果，无不充分体现出“旨趣 ”的精神，甚至可以说是“旨趣”的产物。关于这一点，“史界二陈”的成就显然是最 好的证明。作为史料学派“副舵手”的陈寅恪。当为这方面的突出代表。他的隋唐史研 究，包括他在魏晋南北朝史、元蒙史等领域里的一系列研究成果，自始至终并极富创造 性地追求和奉行的，正是史料学派“旨趣”的最根本的原则：不断地扩充新史料和新工 具。概而观之，陈寅恪在史料的扩充方面，一是不断发掘“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 据有人统计，通晓多种东西方语言的陈寅恪，在其各种著述中所采用此类史料的文种， 包括希腊、拉丁、英、德、法、日、俄和梵文、巴利文、蒙、藏、满、西夏、突厥、兀 吾儿、于阗、波斯，共计17种之多。（注：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学 出版社1986年版第236页。）二是广泛利用中国各种古籍注释。例如《三国志》裴注、《 世说新语》刘注、郦道元《水经注》、《资治通鉴》胡注等，均是他最经常采用的。三是博采历代类书。例如唐代的《艺文类聚》，宋代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乃至道藏、佛藏等等，他均无所不用。四是特别重视对古代诗词的利用，而小说、笔记、书籍、墨迹、野乘、地志以及药典、农书等等，也无不一一作为史料被用于史实考证。在“宁繁毋简”的原则下，陈寅恪的研究成果在史料的占有和利用上，几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篇数千言论文，动辄使用史料四五十种已不是什么希罕的事。无怪乎郭沫若到了50年代还以他为榜样，号召史学界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在资料的占有上”超过他。（注：郭沫若：《关于厚今薄古问题》，载1958年6月10日《光明日报》。）而在工具的扩充方面，陈寅恪的贡献自然也不小。在细致入微的史实考证中，他不仅继承和发挥了王维国“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用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的方法，（注：《陈寅恪文集》第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页。）更富创造性地采用了诗文与史传互证法。其所擅长运用的历史语言比较法和长编考异法，在其考证研究中也常用常新。诚然，陈寅恪治史不以史论见长，然而他在史实考证基础上，对历史所作理解、重构和解释中依然表现出的民族文化色彩是如此强烈。正如他所一贯认为的那样：凡“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系统”，一方面“直接研究其文化来源”，“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注：《陈寅恪文集》第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52页。）难能可贵的是，除此之外，他有时也能涉及“文化理想”所依托的社会经济制度，以社会经济的变动来解释诸如王朝的兴衰、军事的强弱等政治现象，以及一些文化生活现象。
    以宗教史研究享名史坛的陈垣也是这样。陈垣的宗教史研究在理清纷繁复杂的中国古 代宗教现象和过程，揭示各种宗教在中国发展的历史真相方面所达到的成就令人瞩目。 然而这些成果的取得，当与他的历史文献学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陈垣正是凭 籍着包括目录学、年代学、史讳学、校勘学在内的历史文献学的基础，才得以在宗教史 以及元史研究上，达到了空前的学术高度。他的“宗教三书”《明季滇黔佛教考》、《 甭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和元史研究力作《元西域人华化考》，无不因 此而以其丰富的史料、精确的考证和透彻的分析驰名史坛。对于治史而言，作为历史学 辅助学科的历史文献学的首要意义，显然是有助于史料的扩充和正确运用，而这正是进 行缜密细致的史实考证，进而进行深入透彻的综合分析的基本前提。在史料问题上，陈 垣一方面主张“竭泽而渔”，讲求完备；另一方面又力主一手，即“有第一手材料，决 不用第二手材料”。因此，陈垣治史在史料上不仅以数量多、种类多、版本多见长，而 且向以质量高称著。然而，陈垣最大的特色在于史料的鉴别和运用，精通根寻史源、考 订正误之学，使他在理清史源、考辨正误方面的水平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地步。概括 而言，其精髓不外乎是：（1）穷根源，即追寻一事一案的史料来源，直到穷尽为止；（2） 别同异，即厘定各史源间的关系；（3）辨正误，判优劣，“同则取其古，异则取其是” ；（4）知其人、察其世，即在衡量史料价值时，注意史料的出处，考察它出于何人，出 自何一朝代。（注：参见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学1986年版第125页。 ）由此可见，陈垣虽只是史语所的“通讯导师”，然而在重视史料对历史研究的意义和 作用问题上，非但毫不逊色于史语所的专职研究人员，而且还有着自己独到的创造和贡 献。当然，在秉承史料学派治史“旨趣”上，陈垣决不仅仅囿于史料问题，在追求“工 具的扩张”方面也不乏自己的特点。例如，陈垣在历史分析研究中所创用的“类例法” ，在抗战时期对“有意义”史学的倡导，在“宗教三书”和《通鉴胡注表微》等著述中 对民族气节和爱国思想的张扬等等，都无不体现出陈垣在这方面的努力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