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史料的发掘和整理研究。史料学派在中国历史学成长时期所取得的最重要的业绩 ，毫无疑义地当为史料的发掘和整理研究。本着“史学本是史料学”的治学“旨趣”， 由傅斯年主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在这方面取得的业绩是令人瞩目的。而在这方面，首先 应该提到的是随着科学田野考古的展开，对地下出土的实物和文字资料的整理和研究。 史料学派在这方面可以说曾投入了巨大的力量，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其中，最突出 的即为由李济具体负责主持的对殷墟的考古发掘。这一以河南安阳为中心的大规模考古 发掘工作，历时十载，自1928年至1937年共进行了15次有组织的发掘。如此规模的考古 发掘，即使在当时世界上也不多见，以致一度轰动国际学术界。对于中国历史学的研究 和发展而言，殷墟考古发掘最具价值之一的是大量甲骨文的出土。据计，15次发掘先后 仅获甲骨就达2.4万余片。这些出土的甲骨中重要者13047片，被收入由董作宾编纂的《殷墟文字甲编》和《殷墟文字乙编》（两编各分上、中、下3辑）中。殷商甲骨的发掘出土，对于甲骨文的研究进而对于殷商历史的研究产生了具有主导意义的影响，从而使罗振玉、王国维以来的甲骨文及利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历史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与私人甲骨文著录书籍以非科学手段挖掘出土的甲骨为对象相比，董作宾所编纂的《殷墟文字甲编》和《殷墟文字乙编》，由于所著录的甲骨文均系科学发掘所得，因此不仅具有文字史料的价值，而且由于它保持了原出土地点与层位，更可采用考古学方法对它们进行分期和断代研究。董作宾著名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即是在此基础上取得的。董作宾在此提出了“贞人集团”的概念，将相互系联的曾在同一时期活动的贞人称为一个集团， 并具体举出第一期（武丁）、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廪辛、康丁）的贞人集团的构 成，同时提出“不录贞人的时期”（即第四期）与“王亲卜贞的时期”（第五期较多），从 而确定了他的“五期说”。董作宾提出的“五期说”虽有不少需要修正之处，但在很长时间内为研究者们所普遍接受，并且直至今日仍为一些大型的甲骨文著录书所采用。由此可见殷墟甲骨文的发掘和整理研究，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意义实为重大。它不仅证明了甲骨文的真实性，确立了辨别传世甲骨材料的真伪标准，而且更重要的是因此扩充了先秦历史特别是殷商历史研究的材料。凭籍作为第一手资料的甲骨文，殷商历史发展的时间次序已越来越清晰无误了，从而为殷商历史的重建提供了坚实的可靠的支撑。而其中最富代表性的著作，便是董作宾耗时12年、利用甲骨文等资料撰写成并于1945年在四川石印出版的《殷历谱》。该书可谓是一部研究殷周历法和祭祀制度的巨著，书中提出的阴阳合历与大小月的看法，干支记日从殷商至今未间断和年终置润的看法，以及殷商人的“五祀统”，即一种用五种祀典轮番祭祀祖先、周而复始的制度等等，至今仍为大多数研究者所首肯。正是由于董作宾的这些努力，甲骨文字的研究发展成了一门专门的学科甲骨学，并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一门重要辅助学科。此外，诸如陈垣所编《敦煌劫余录》，劳干所出版的《居延汉简考释》等，也都是史料学派史家在这方面所作的值得一书的业绩。而在陶瓷、金石等其他古器物、古文字的整理和研究方面，史料学派也有所作为。总之，史料学派在对考古发现的文物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方面，可谓倾注全力，贡献不俗。
    史料学派在文献史料整理研究方面的最大功绩，莫过于对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了。 清内阁大库所存明清档案是研究明清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为抢救 共计8000麻袋、15万斤曾被当作废纸送往造纸店，后又几经转碾的那部分明清档案，曾 耗资1.8万元，并专门成立了由傅斯年、陈寅恪、朱希祖、陈垣、徐中舒总其事的明清 史料编刊会，加以整理和编辑出版。庞大的出版计划虽因抗战爆发而未能完全实现，自 1930年至1936年仅整理出版《明清史料》甲、乙、丙三编，每编10册，共30册，但仅就 其耗费在整理、分类和编写简目上的功夫，便可称得上是30年代中国史学界的一件盛事 了。（注：《明清史料》的编辑出版至50年代在台湾继续进行，至70年代又相继出版了 丁、戊、己、庚、辛、壬、葵等编，各编均为10册。）眼看就要毁于一旦的资料，正是 由于史料学派史家们的努力才免遭厄运，并以其新的面目重新为历史研究服务。史料学 派视史料为历史研究之根本的精神，由此可得到最好的诠释。又如对明代各朝实录的校 订，也称得上是一项功德无量的大工程。整个校订工作以北平图书馆所藏内阁大库本为 底本，以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广方言馆本和北京大学所藏明抄本相校之，先后耗时10年 时间才得以完成，对明史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民族学、语言学方面，史料学派出于自己的“旨趣”所进行的与历史学关系较为密切的工作，主要是开展以搜集基础和原始资料为主要目的的调查研究。在民族学方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所调查的原始民族，包括广西徭人，湘西苗族，台湾番民，松花 江下游的哲赫族，浙江的畲族，云南的傣族、倮黑，贵州的仲家，四川的彝族，以及羌 、戎等族，搜集和积累了大量有关这些民族的原始资料，为原始文化的研究创造和提供 了必要的条件。而在语言学方面，对广东、广西、河北、河南、陕西、安徽、江西、湖 南、湖北、云南、四川、福州、厦门、苏州等14个地区的方言调查和边疆少数民族方言 的采集，积累了可供科学分析的大量语言学资料。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史料的整理研究方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所编印的一系列 出版物起了十分出色的作用。据统计，自1928年至1950年，研究所共编印出版专刊30种 ，单刊25种，集刊22种，《史料丛书》7种，《中国考古报告集》2种，《人类学集刊》 2卷。在“扩张研究的材料”的宗旨下，这些出版物保存和积累了大量丰富的史料，其 范围囊括了地下出土的甲骨、金石、竹木、陶瓷等文字刻辞及实物，地上遗存的古公廨 、古庙宇及其他古建筑、古雕塑绘画，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民物、制度及风俗、信 仰，各地的方言、方音，以及群经古籍、档案、方志、谱牒、小说、戏曲及宗教典籍等 等十分广泛。对于中国历史研究来说，不少珍贵的史料因此得到了初步的整理研究，并 被保存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