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周代文献中，如《尚书》，虽有关于夏的记载，但多是出于周人政治宣传的需要。
    3.有关二里头文化的考古发掘资料只是被削足适履地用来解释后来关于夏的历史记述，而并非让资料本身说话。如果没有历史文献的记载，二里头遗址表现的社会就不会被称作具有国家水平的社会。有的批评意见甚至认为，夏只是中国人的一种信仰。
    由此可知，如何对待夏史研究，如何进行夏文化探索，实际上也即是应该如何正确地、科学地开展中国原史考古学研究的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历史科学的纯洁性与科学性，是迫切需要澄清的。
    上举主要来自国外学者的批评中，有些看法是值得重视的。例如在二里头文化中迄今没有发现可以确切称为文字的资料，不能像殷墟甲骨刻辞证实商王朝那样证明夏王朝的存在和凿实夏文化，这当然也是目前将对夏文化的考古研究归入原史考古学的原因。此外，二里头遗址如果作为一个王朝的都城应具有相应的规模，但迄今其总体布局情况尚不十分明朗，王陵等大规模的贵族墓地尚未发现。此外，从聚落考古角度看，二里头遗址与其周围其他二里头文化遗址间的层级关系亦尚未明确。所以，目前考古学对夏文化的研究严格地讲仍应称为探索，尚需继续做更多的工作，通过获得更多的考古新资料与对可能与夏文化有关的遗存做更深入的研究来证实夏文化及夏王朝的存在。不过，夏文化的考古学研究虽尚属探索阶段，却并不能因此而简单地随意否定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夏的记载的真实性。在对夏文化考古学探索的进展状况给予客观、科学评价的同时，也应对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
    记载“夏”的文献，现存最早的为《尚书》中的部分篇章，例如《召诰》、《多士》、《多方》、《君奭》及《立政》、《吕刑》。其中《召诰》记录召公与周公的谈话，《多士》、《多方》为周公训告殷遗民及其他被征服者，《君奭》为周公诰召公，《立政》记载周公告诫成王，《吕刑》一般认为是西周中期穆王时讲刑律的文章。根据文章的内容与遣词用句等文辞格式，当前学术界普遍认同以上诸篇确为西周早期至中期时的文字，均不怀疑其可信性。至于夏民族的文化英雄般的首领与夏王朝的建立者禹的名字，亦见于《诗经》中西周诗篇与西周中期青铜器铭文中。此外，被学者们视为至晚于战国时期成文，对研究中国先秦史有着非常可靠的史料价值的史书--《左传》与《国语》中，不仅有多处记载了春秋时人有关夏的言论，并且《左传》中还有多处文字是直接援引《夏书》的。《夏书》为东周时人将记载夏人词语的一部分“书”汇编而成的书（注：参见刘起釪《尚书学史》（中华书局，1996年）第1章第2节。）。这种“书”显然不会是夏代的文字，但可以肯定的是，春秋时人的观念中相信有过这样一个历史朝代。不惟如此，夏的存在在西周、春秋时人的观念中是与较具体的史实联在一起的，而不是模棱、含糊的。如《尚书·多士》中记周公训告殷遗民曰：“我闻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适逸，则惟帝降格时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辞。于是天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这说明周人清楚地了解夏人政绩败坏、商人革了夏命。《左传》襄公四年与哀公元年还记载有夏史中一些极为重要的史实，如羿代夏政，寒浞杀羿，生子浇、豷，灭斟灌及斟寻氏，灭夏后相，以及相子少康灭浇、后杼灭豷等不见于《史记·夏本纪》的事件。成于战国时期的《楚辞·离骚》与《天问》亦咏及这些史实。其详细程度，使人们不得不认为这些具体史事记述应该本于成文年代更早的文字记录。此外，公元281年在汲县古墓中出土的魏国史书《竹书纪年》现存辑佚本（即古本《竹书纪年》）中也保存了较多的夏史记录，所载世系与《史记·夏本纪》所记大致相同，与战国晚期时赵国人所做《世本》（注：《史记·赵世家》集解引《世本》曰“今王迁”，王迁为赵国末君，前235年至228年在位。由此可知，《世本》很可能是成于此时段的赵国史书。）也近同。这部竹书中还记载了夏代诸王都邑所在，特别是记载了夏与东方诸夷的密切关系，甚至还有夏代一些王的在位年数与夏积年数。此外战国时期的诸子书（如《孟子》、《庄子》、《墨子》等）、《战国策》及《山海经》等亦均曾言及夏的历史。战国时期列国史官所著史书均当本自各国各自的历史档案，未必出自一辙；战国中晚期学派林立，师从关系歧异，而不同学术体系的私人著述中都讲到夏的历史。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明夏史故事渊源有自。
    从上举先秦典籍中有关夏的多种文献记述可知，对于西周至战国时期的人来讲，历史上有夏人（即夏民族）和夏人政权存在是个常识。如果将多种产生于不同地域文化系统或不同学派渊源的先秦文献关于夏的记载均简单地说成是虚构，甚至将夏说成是“神话”（注：艾兰：《关于“夏”的神话》，载《夏商文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与中国先秦文献对夏的记述实况反差太大，而且这种推测由于无法拿出确凿的证据，因而自身也成了一种很难令人信服的假说。何况3000年前西周早期人已讲到夏，他们距夏末的时间，相当于我们今日距明代早中叶之际，并不太久远，完全虚构的可能应该并不大。
    至于上举国外学者评论认为西周文献中的夏是周人政治宣传的需要，也是难以成立的。西周早期文献已言及夏，时克商未久，商遗民众多，如果周人生生地造出一个虚构的夏来，用以宣传周代商犹如商代夏，是秉承天命，那么如何能使早已有历史典册的商遗民相信（注：《尚书·多士》记周公言“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从今日所见殷墟甲骨刻辞情况亦可相信商人肯定会有毛笔墨书的成文且文字较多的简册（甲骨文中的册字作形，诸家皆认为即是本于简册形），也必定会有自己的“史书”，否则何以会有见于卜辞的严整的王世记录。）？而且收在《诗经·商颂》中的《长发》是春秋时期商人后裔宋人歌颂其先祖业绩的诗，其中也咏及“武王”（成汤）“韦顾既伐，昆吾夏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