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的隔阂及交融趋势
    尽管如上所述，中国考古学，无论是历史考古学还是原史考古学，实质上都与狭义历史学有密切的内在关系，而且客观上也建立了一些联系，中国原史考古学由于与狭义历史学之间联系密切甚至被部分外国学者批评为失去独立性；但在实际上，中国的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两个学科间的关系长时间以来仍然处于较严重的隔离状态。考古学家与以研究文献为主的历史学家之间的交流应该说是很不够的，彼此间在心态与操作层面上都有隔阂，甚至缺少对话，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前。曾有学者对此进行分析，认为主要原因在于：考古学与文献史学不同，重构历史凭借的是实物遗存，“为了利用这些没有文字的实物资料搭建起一个历史的时间框架”，于是创建了一套办法，一套概念工具与表述语汇，由于这些东西过分专业，因此不为其他学科理解（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与中国历史的重构》，《文物》2002年第7期。）。此说有一定道理。考古学、狭义历史学之间形成隔阂确实是与二者研究的具体对象及习惯性的研究手段、方法的差异有关，但是以下两方面因素可能更为直接，更为重要。
    第一，中国的历史文献，尤其是先秦文献或已残缺不全（如著名的《竹书纪年》），或有后世辗转传抄造成的讹误，所述史事也夹杂有后世的某些构拟，所以，利用起来要做科学的可信性考证。兴盛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古史辨派”，以审慎考实的态度对传统经学体系下的旧史学做了无情的批判，剥去了掺杂在传统历史文献中的许多虚妄、不可信的成分，从而对中国古史研究造成了极大的震撼，自然亦动摇了史学家利用这些文献的信心，同时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田野考古学的形成与发展，使中国考古学相信自己能解决故纸堆研究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这种背景必然也影响到现代中国考古学家在研究原史与历史考古学时对历史文献的重视程度与对历史文献研究成果的关注。
    第二，以文献研究为主的历史学家对考古研究成果也不甚关注的原因，首先是因为书斋史学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而当代大学培养历史专业研究人才时知识框架设计也不科学（这点下面还要谈到）。历史学研究者习惯于传统的拘泥于文献的治学方法，而这种史学研究方法又经师承关系被数代沿袭。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手段在不少历史学家看来完全是另一套学问。如果说有的史学家还能注意考古学成果的话，也多数是关心挖出了什么东西，有什么可以证实或影响自己某些学术见解的新发现，而一般不去注意（或由于缺乏有关专业知识，难以通晓）考古学家所得出的结论的根据，不关心他们的研究过程及手段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因而，历史学家也难以与考古学家在共同感兴趣的学术问题上展开对话与讨论。此外，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历史学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研究的重点与目的，一方面在于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去探讨历史上不同形态社会变革的原因；另一方面则是利用历史进行优秀民族文化传统的教育。所以在很长时间内，历史学家与考古学的接触，主要是利用类似商代人殉这样的资料来证明所谓奴隶社会的存在，用考古发现的文物来说明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力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等。由于历史学界不重视做深入的社会史层面的研究与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发展过程的研究，所以最能为中国社会史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提供丰富实物资料的考古学在这两方面取得的成果并没有受到重视和被充分利用。
    中国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长期的较严重的隔阂状态，不仅阻碍了两个学科的发展，也从一个侧面影响了中国历史科学的现代化进程。当然，这只是讲总体情况，并不是否定一些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基于他们本身的学术素养在结合两个学科进行综合研究方面做出的成绩。
    对于这种隔阂形成的社会与学术层面的原因，上文已经做了分析。从根本上讲，我很赞同张光直先生的话，他认为：“考古学与历史学不能打成两截。那种考古归考古，历史归历史，搞考古的不懂历史，搞历史的不懂考古的现象，是一种不应有的奇怪现象，说明了认识观的落后”（注：见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未定稿》1988年第4期。）。他将这个问题提到“认识观”的高度是很深刻的。考古学所研究的是历史的物化表现，狭义历史学研究的是对历史的文字记录，应该说二者的根本区别不在于研究对象的本体，而只是研究对象的不同表现形态。两个学科间因为研究对象表现形态的差异造成的方法、手段与技术层面的差别，只能决定学科各自教学方式与训练方式方面的区别，不应该成为学科间相互结合的障碍。如果仅仅因为这种差异，形成学科间的封闭与各自的“孤芳自赏”，就恰如张光直先生所言，是非常落后的认识观。在提倡多学科交叉进行学术研究的今天，历史科学的这两个分支学科间的不正常状态实在有必要努力加速改善。
    我们应该注意到，最近十多年间，中国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之间的隔阂状态已有了很大的改变。这种改变的原因，首先是由于近年来田野考古不断从地下发现新的文字资料，包括殷墟甲骨刻辞、青铜器铭文、战国与秦汉的简牍、陶文及封泥，以及历代碑刻、墓志等，这些出土文献为各断代史、专门史与历史文献学研究提供了前所未见的新的文字史料，极大地吸引了研究历史学与文献学的学者们的注意，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考古发现将成为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新的增长点”（注：参见刘庆柱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一书序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其次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思想得到进一步解放，研究领域大大扩展，对中国古代历史从社会史层面进行研究成为方兴未艾的趋势。在这种趋势下，许多中青年历史学家，包括一些老专家，已更充分地认识到考古发掘出土的文化遗存本身所含有的独特的史料价值，从而更自觉地进入考古学领域，关注古代的城址、聚落形态、墓地与墓葬制度等考古发掘所能提供的新资料、新启示，藉以深入窥探文献史料所未能言及的社会结构、社会文化面貌、政治制度与等级制度、社会生活状况、社会思想及心理情况，同时寻求与考古学家在更多的共同感兴趣的问题方面进行对话。
    在中国考古学界，对于历史文献及相关研究成果于考古学研究所具有的重要参考价值也不断地加深认识，这与若干重大学术活动的开展和重大考古新发现有直接关系。
    从20世纪70年代后半叶即开始的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及相关的若干重要考古新发现，重新引发了人们对记载商以前的夏代及所谓尧舜禹时代的历史文献进行深入研究的兴趣。应该承认，正是由于这些记载的存在，才鼓舞并启迪了中国考古学家去寻求与证实比商文明更早的古代文明。1978年以来，晋南陶寺类型龙山遗存获得若干重要发现，由于其地理位置恰与文献记载中尧舜所在及“夏墟”接近，时段也相当，有可能与有关历史文献记载相印证，因而显现了特殊重要的学术价值，成为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的学术亮点。
    70年代至90年代，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遗址与山西曲沃天马--曲村晋国遗址、晋侯墓地的发现，引发了考古与历史学界对司马迁《史记》中关于召公封燕与叔虞封于唐及西周晋国诸侯世系等有关记载的重视，并力求结合这些珍贵记录，对若干重要考古遗存做出合理的解释。类似的重要考古发现，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学界对西周封建制度及整个西周历史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