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公元661-721年），我国唐代杰出的史学家。字子玄，唐代彭城（今江苏徐州）人 。永隆进士。武后时历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秘书少监等职，兼修国史。中宗时参 与编修《则天皇后实录》。他在长期修史、精研史学的基础上，撰写了我国第一部史传理论专著《史通》。
    《史通》成书于唐中宗景龙四年（公元710），分内篇与外篇两部分，各十卷。内篇三十九篇，外篇十三篇。因内篇三篇亡佚，实存四十九篇。所涉内容，包括史籍源流、体例 、编撰方法、史官建置沿革以及各类史书得失，可谓全面系统，博大精深。宋代黄庭坚 曾把《史通》和《文心雕龙》并称，认为书中“讥弹古人，大中文病，不可不知。”清 人黄叔琳谓《史通》“书在文史类中，允与刘彦和之《雕龙》相匹”。因此，《史通》 可说是我国第一部史评和史传文学的理论著作。
    直笔：“以道自任”的史家主体意识
    直笔是中国古代史官自古以来就已经形成的优良传统。直笔就是秉笔直书，书法无隐 。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对史官已经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并作为衡量一个优秀的史官必须 具备的条件。《左传》中记载的两件事情足以说明这一点。
    其一，《左传·宣公二年》记载：
    赵穿杀灵公于桃园，宣子（赵盾）未出山而复。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诗》曰：‘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 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
    其二，《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
    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 。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左传》记载了董狐、齐太史兄弟和南史氏等人的事迹，体现了作者对“书法不隐” 的良史的赞颂。后来刘勰称赞说：“辞宗丘明，直归南、董。”[4]北周史家柳虬慨叹 ：“南史抗节，表崔杼之罪；董狐书法，明赵盾之愆。是知直笔于朝，其来久矣。”， 因此直笔的原则，实为古代史家记史的原则，秉笔直书的精神，成为古代史家提倡的一 种崇高的精神境界，也成为史传批评的最高标准。
    后代被称为“直笔”榜样的是《史记》。扬雄称“太史迁实录”。班彪论司马迁说： “然善述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7]班固则称： “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8]这些评论，都肯定了司马迁 对待历史的实事求是的严谨科学态度。司马迁主要从下面两大方面来体现实录精神的。 第一是“考而后信”，实地考察使他掌握了许多第一手史料。司马迁用这些史料与古籍 互相参证，弥补了旧史的许多缺漏，纠正了传闻旧说的不少偏颇。这种“考而后信”的 原则增加了《史记》的可靠性。第二是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司马迁不仅对先秦帝王敢 于善善恶恶，毫不隐晦，更重要的是他敢于揭露汉代统治者的阴暗面。
    在唐代，一方面，在强大的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下，史官的记注、撰著皆要适应现实政 治风向。另一方面，由于上古政教合一的史官制度在唐代史馆中的重演，使得刘知几把 史家的理想形象确立为“道”的化身，他独立于现实政治权利，并对之进行监督和评判 。《史通》“直笔”论就标志着这种“以道自任”的史家主体意识的理性自觉。
    刘知几把儒家人伦纲常抽象上升为客观永恒的“道”，它不以现实政治的利害为转移 ，凌驾于任何人、任何集团的权势之上，乃是常伸于天下万世的公理正义。《史通》之 “直笔论”就是要求史家在史传的修撰中完全排除现实政治因素的干扰，以“道”为惟 一的客观标准记述和评判历史，从而写出是非善恶、荣辱功过的“千秋金镜”，“直笔 ”的精神实质，不在于力求恢复历史本身全貌的客观科学态度，而是不屈于权势，“直 道而行”的道德勇气：“若南、董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 。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与夫王沉魏书，假回邪以窃位； 董统燕史，持谄媚以偷荣。贯三光而洞九泉，未曾喻足高下也。”--“以道自任”成 了赋予史传作家以独立人格的高尚理想，闪烁着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富贵不淫的道德 光辉。这都是我国古代史传兴起时期的事情，但这种优良的传统一直影响着古代史传的 发展，是史家提倡的一种精神境界，也是人们评论史家的一个标准，南朝刘勰评论史家 时有这样两句话：“辞宗丘明；直归南、董。”意谓史家文辞应以左丘明为宗，直笔而 书当以南史氏、董狐为依归。北周史家柳虬在一篇上疏中写到：“南史抗节，表崔杼之 罪；董狐书法，明赵盾之愆。是知直笔于朝，其来久矣。”他们说的“直”、“直笔” 都是直接从“书法无隐”概括而来。换言之，“书法无隐”就是直笔的主要涵义。
    《史通·载文》篇中说到：“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 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若乃宣、禧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 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是则文 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又说：“至如诗有韦孟《讽谏 》，赋有赵壹《嫉邪》，篇则贾谊《过秦》，论则班彪《王命》，张华述箴于女史，张 载题铭于剑阁，诸葛表主以出师，王昶书字以诫子，刘向、谷永之上疏，晁错、李固之 对策，荀伯子之弹文，山巨源之启事，此皆言成轨则，为世龟镜。”刘知几极力赞赏这 些作品，因为它们都言之有物，能够“不虚美、不隐恶”，言成轨则，为世龟镜”，发 挥了美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