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既然提倡直笔书法的求实精神，必然反对那些任意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史传 作者。刘知几撰《史通》，有“直笔”、“曲笔”两篇，概述了唐初以前史学发展中这 两种作史态度的存在和对立。刘知几讲“直书”，还用了“正直”、“良直”、“直词 ”、“直道”这些概念。“正直”是从史家人品方面着眼，“良直”是从后人的评价着 眼，“直词”主要是就史文说的，这些都是“直书”的表现。“正直”的表现是“仗气 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而“齐史之书崔弑，马迁之述汉非，韦 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都称得上“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于“叙述当 时”，“务在审实”，是谓“直词”。同样是“直书”，在表现程度上、客观效果上以 及在史学上的影响方面，并不完全相同。《惑经》篇指出：“夫子之修《春秋》也，多 为贤者讳，有惭良史。”《曲笔》篇又说：“夫以敌国相仇，交并结怨，载诸移檄，则 可致诬，列诸缃素，难为妄说，苟未达此义，安可言于史也。”《采撰》篇又说：“夫 郡国之记，谱牒书之，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读之者安可不练其得失，明其真伪者 乎！”这样，便使回护之辞，攻顸之笔，充塞于旧史之中，所以他在《曲笔》篇中痛斥 了那些丑态百出的史学家。他认为：“世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者多。”“其有舞词 弄礼，饰非文过，若王隐、虞预，毁辱相凌；子野（裴子野）、休文（沈约），释纷相谢， 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之同疾也。”而且更甚者，“亦 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借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之仇。若王沈《 魏录》，滥术贬甄之诏；陆机晋史，虚张拒葛之锋；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 。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这些都鲜明地表达了 反对“曲笔”和写史应“彰善瘅恶”的主张。毋庸讳言，在中国古代史学上，“曲笔” 作史确实投下了严重的阴影，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历史撰述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然而， “曲笔”终究掩盖不了“直书”的光辉，正直的史家一向以此为自己的天职和本分。故 史家直书，不绝若线，形成了中国古代史传的一个优良传统。所谓“宁为兰摧玉折，不 作瓦砾长存”这恰是中国古代史传的魅力所在。
    独断：史家研究撰述不受羁绊的主体意识
    刘知几在《史通·辨识》篇中提到了“独断”的观点。他说：“昔丘明之修传也，以 避时难；子长之立记也，藏于名山；班固之成书也，出自家庭；陈寿之草志也，创于私 室。然则古来贤俊，立言垂后，何必身居廨宇，迹参僚属，而后成其事乎？是以深识之 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静，杜门不出，成其一家，独断而已。岂与夫冠猴献状，评议其 得失者哉！”
    “独”当指史家主体，而“断”则是对史家的史料收集、拣择、分析、研究、评断全 过程的精炼概括。故“独断”可视为史家主体独立地、不受外界约束与羁绊地进行史学 研究和撰述的一种形式，而官修史学是一种中央政府控制下的较有组织的史学研究和撰 述的形式。刘知几提出“独断”说，是在分析史馆修史的弊病，针对当时史馆有名无实 之情状提出的。刘知几对官修史书情况之指责，主要集中在《史通·忤时》篇。他认为 当时馆修史的弊病实多，于是条分缕析，概括提出五不可理论，第一是当时的史馆，滥 引非材，人浮于事。第二，不可指的是缺乏必要的史料供应。第三，保密问题。当时史 馆保密不严，导致权贵干涉撰述。第四，指归问题。第五，监修铨配不明。
    “独断”说即是站在地主阶级的所谓“公正”立场上，不能“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 理”。《史通》认为以前史籍是“美者因其美而美之，虽有其恶，不加毁也；恶者因其 恶而恶之，虽有其美，不加誉也”这是不正确的态度，而正确的史学批评是当如“明镜 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之面或有疵瑕，而寝其鉴也；虚空之传响也，清浊必闻， 不以绵驹之歌时有误曲，而掇其应也。史官执简宜类于斯。”他认为史官应当仗气直书 ，不避强暴，无所阿容，这样才会被后人称颂。而谄媚以偷荣，曲笔为尊者讳的史家， 则为后人所不齿。一言以蔽之，封建史家所修的史书应当首先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 标准，即符合传统的道德、伦理、纲常，符合封建统治阶级所规定的“理”与“本”。
    刘知几提出“独断”之说，并无否定史馆修史形式之意，况且刘知几于《史通》中还 写了《史官建置》专篇，详细叙述了史官建置沿革情况，并认为“有国有家者，其可缺 之哉！”他只是针对当时已出现的问题，加以纠弊补偏而已。他认为这些弊病必须纠正 、及早改革，否则只会极大压抑史家个人的创新精神，严重影响史馆修史的优势的发挥 。于是，刘知几以其敏锐的眼光、自觉的意识对当时史传进行深刻反省，痛说病处。
    刘氏的“独断”之说是我国传统独断思想的重要一环，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在我国 古代历史发展过程中，“独断”思想的萌芽早已有之。孔子作《春秋》。“其事则齐桓 、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孔子通过记载齐桓、晋文争霸 之事，体现自己的治史观点与目的。司马迁也曾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 家之言”的远大志向，将史传作为建立个人学说的一种方式。从本质上来说，孔子的“ 窃取”与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实际就是一种“独断”，但仅为零星言论。到唐代， 设馆修史诸多弊病逐渐暴露，刘知几遂大倡其“独断”之说，并赋予崭新的时代内涵， 形成一种较为系统的理论。至清代，章学诚受刘氏启发，故有“独断于一心”的论述。 他认为“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可见，“独断”思想是在我国古代 史传文学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优良传统，对我国史传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刘知几的“独断”之说开中国古代史家主体修养理论探讨之先河，刘知几“独断”之 说首次对史家主体建设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并以较为明确的自觉意识进行详尽 的论述，从而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家主体修养理论的坚实基础，其筚路蓝缕之功不可磨灭 。
    “独断”不但是一个著史的方法论问题，从创作主题的角度来说，它反映人们对历史 著作创作主体素质的要求，显示出创作主体对历史的态度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中国古 代历来重视史家主体素质的强化。上古时期的史官，职位虽然不高但都是学识渊博的知 识分子。春秋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作为一个好的史官，不但要有一定的学识修养， 更重要的是必须具备深厚的历史知识。《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楚灵王称赞左史倚相 说：“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