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几对史传作者的素养提出了更加全面的要求，他在回答郑惟 忠所问为何“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的问题时指出：“史才之难，其难甚矣！” 因为“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学、识也。夫有学而无才 ，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置于货殖矣。如有才而无学，亦尤 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楠斧斤，终不能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 ，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如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 叨居史任。自古以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刘知几认为，只有才、学、识三者兼 优的人才可以担任史传创作，而从古以来，这样的人真是太少了。在传记文学理论上， 像刘知几这样明确地提出了对史传作者素养的要求的，还是第一次。到了清代，章学诚 在继承发展刘知几“史家三长”说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史德说”，弥补了刘知几之论 的不足。他认为只有同时具备德、才、学、识的人，才能称得上良史。
    从刘知几与郑惟忠的对话及《史通》全书中，可以发现，刘知几讲的“才”，主要指 对“史体”的精熟理解，全面掌握，敏锐感觉；“学”主要指有关“史实”的丰富知识 ，渊博学问，也包括过硬的文字表现功夫。所以说，有学无才，只有后者，没有前者， 就像愚笨的商人，手里有钱，买不到货物一样。不懂得“史体”特点，不具备这方面的 能力，“史实”掌握再多再熟，文字表现能力再强，也写不出符合“史体”的文章。反 之，只有前者，没有后者，就像灵巧的工匠没有木料工具，建不成房屋一样。巧妇难为 无米之炊。“史体”再精明熟练了，“史料”不足，表现功夫不够，也是照样作不成史 的。
    至于“识”，不仅包含一般所说的才识、学识的内容，更主要的，是指的正直之德， 铨综之识，即“善恶必书”的品德和胆识，以及对于“史实”的分析综合能力，鉴别能 力。这是最重要的。“物有恒准，无鉴无定识”，“识有通塞，神有晦明”历史事实是 客观存在，而人们认识历史事实则有毁誉不同，爱憎各异，这主要是“识”的高下决定 的。他例举《春秋》三传中，左氏之书，为传之最，但长期以来，竟不列与学官。《史 记》、《汉书》虽互有修短，递闻得失，然大抵同风，可为连类”，但自张辅劣固优迁 ，班书“巧心”反为“拙目”所嗤，就是受到鉴识不明之人的嗤笑。一些缺少文史有别 的史识，以“绮扬绣合，雕章缛彩”的尺度来衡量史书，致使有些优秀史籍长期淹没。 于是刘知几反复慨叹“识宝者稀，知音盖寡”，“时无识宝，世缺知音”。其中不无身 世之感，从另一方面也使人看出“识”的重要。而“善恶必书”的品德胆识，就更不是 任何从事治史工作的人都能做到的了。
    刘知几在《核才》篇中还详细分析了文士不宜修史的原因，一是不“达于史体”，二 是“多无铨综之识。”如蔡邕、谢灵运等著名文士，即是这样，作文行，作史则多不合 要求。这并不是说史家高于文士，只是文与史特点不同，对作者所要求具备的特长也不 相同，所以“以张衡之文，而不闲于史；以陈寿之史，而不习于文”，各有千秋。当然 ，也不能因此就说任何人都不能兼具文史之才，如班固、沈约就兼长文史，但这种人毕 竟太少了。
    一个传记作家，必须具有才学，即广博的知识，但如果“学穷千载”而无识见，不过 是“藏书之箱箧，五经之主人”，因此，“识”应在才学之上。有了“识”，才能“探 赜索隐”，“辨其利害，明其善恶”能在“征求异说，采撰群言”的基础上进行“善择 ”。那些华而不实，乃至互相矛盾之作，就是由于作者“情多忽略，识惟愚滞”所致。 批评家也是如此，如无见识，就会“妄生穿凿，轻究本源”，难以对作品进行全面而深 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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