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书编选的每一部名著都写有前言，主要是介绍著者生平、著者的学术成就、所选著 作的写作背景、学术价值及其在史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前言作者是经过编委会反复研 究确定下来的。他们都有很高的学术修养，对著者十分熟悉，对所选作品有精深的研究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每篇“前言”对读者阅读该著作具有很好的导读作用，反映了 当代人对20世纪学术史的研究成果，也为后人研究20世纪史学提供了参照。
    这部丛书的前言作者大致由这样一些学者组成：一是对著者的学术非常熟悉，又是著 者的助手或学生。如刘乃和是陈垣的学生，长期担任陈垣的助手，这次请她为陈垣著作 写前言。其他如黄烈是郭沫若的助手，王煦华是顾颉刚的学生，蔡美彪是范文澜的助手 ，何兹全是傅斯年的学生，张传玺是翦伯赞的助手，张岂之是侯外庐的学生，陈得芝是 韩儒林的学生，毛佩琦是尚钺的学生，漆侠是邓广铭的学生，苏双碧担任过北京历史学 会的秘书而与会长吴晗关系密切，张寄谦是邵循正的助手，葛剑雄是谭其骧的学生，朱 雷是唐长孺的学生。他们分别为他们老师的著作写了前言。二是著者的后人。如齐文颖 是齐思和的女儿，她为《中国史探研》写了前言；李光谟是李济之子，他为《安阳》写 了前言。三是对该著者及其研究的领域均研究有素的专家，如王钟翰为孟森的《明清史 论著集刊正续编》写前言，李学勤为王国维的《观堂集林》写前言，耿云志为胡适的《 中国哲学史大纲》写前言，郭齐勇为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等书写前言，蒋伯勤为岑 仲勉的《隋唐史》写前言，瞿林东为金毓黼的《中国史学史》、李守常的《史学要论》 写前言，吴怀祺为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写前言，陈其泰为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 法》写前言，桂遵义为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写前言，姜义华为周谷城的《 世界通史》写前言，荣新江为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写前言，陈连开为白寿彝 的《民族宗教论集》写前言，王世民为夏鼐的《考古学论文集》和陈梦家的《尚书通论 》写前言等。上述作者都是在当今史学界有成就有影响的学者，故各书前言很具可读性 。
    就笔者所知，一些作者为写好前言，是花了大量心血的。如北京大学的张寄谦写的邵 循正《中法越南关系始末》一书的前言，是在病榻上完成的。邵氏该书虽是公认的名著 ，但过去只是内部印行，流传不广。张寄谦为这部书的出版做了许多整理工作。她对该 书写作过程的叙述和内容的评介，都是发前人所未发，完全可以作为学术史资料来使用 。瞿林东为写金毓黼《中国史学史》的前言，听说辽沈书社出版了金氏的《静晤室日记 》，特地托人买了一部，并从中发现关于《中国史学史》写作的详细记录。他运用日记 中的材料，弄清了金氏写作是书的经过。这些材料对准确揭示金氏的写作旨趣也极有说 服力。40年代，白寿彝、齐思和先生均对金著《中国史学史》发表过书评，指出该著具 有“浓厚的史部目录学的气味”，“是有意无意地用一个考据家底立场来写的”。瞿林 东在《静晤室日记》中发现，金氏不断称其著作为“史学考”，这就为白寿彝的论点提 供了直接的证据。金氏在1938年3月4日的日记中，将中国史学史分为六期，即萌芽期、 成立期、发展期、中衰期、复兴期、革新期，表明金氏对史学史的分期问题是有思考的 ，尽管前后有所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前言虽属介绍和评述性质的文字，但里面常有 最新发现的资料，包含新的认识成果。
    有的前言是人们研读该著不可或缺的。如齐思和的《中国史探研》是著者的一部论文 集，由于前言作者是著者的女儿，对其中每篇论文的写作经过都十分清楚，因而在介绍 和评述中，能够准确地指出所选论文的贡献和价值之所在。李光谟对李济的为人之介绍 ，对《安阳》一书写作目的的揭示以及对该著译本修改之说明，对人们了解著者和研读 著作，都很有帮助，是不应忽视的。黄烈对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20世纪中 国史学史的定位，十分准确。他说，郭沫若在理论上下过大工夫，20年代他翻译过许多 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有深厚基础 的；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古代史而作出了创造性贡献的，郭沫 若应是第一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第一部用唯物史观写出的中国古代史著作。蔡 美彪对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写作经过的叙述和八种版本的介绍，是一般人写不出 来的，读后令人增长不少有关的知识。苏双碧对吴晗撰著《朱元璋传》的过程做了梳理 ，指出各个时期的不同版本以及各版本的不同特点，认为1965年出版的新版本在理论分 析的科学性和史料分析的准确性上都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澄清了关于这一问题的混乱。
    前言作者不管与原著者有无师承关系，他们都能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进行比较公允的 评述。如胡适一直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他在从事教育与学术文化的同时，不能忘情于政 治。他反对独裁专制，也反对阶级斗争；他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但在国共决战中又选择 了国民党。在思想文化界，他的观点也很有争议，有人说他主张全盘西化，是中国传统 文化的罪人。前言作者耿云志对胡适的这种两面性均有论述，并把他置于中国社会转型 、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认为胡适在同保守主义者论争中有时不免失于偏激， 说中国“百事不如人”，中国人“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等等，显然是不能接受的。 但胡适相信中国文化中一切优秀的东西，经过与西方文化的切磋和交融，最终都不会丧 失它们的价值。因此，应当实事求是地分析和了解胡适有关思想文化的主张。傅斯年的 学术思想在20世纪上半叶有着很大的影响，他说的“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 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被许多人奉为圭臬，甚至被作为反对理论指导的根据。作为 傅氏弟子，何兹全说，这话听来好像很对，但深入追寻一下，也是有问题的。他通过傅 氏本人研究周人历史的事例，说明不是一分材料出一分货，而是同一分材料在不同人的 脑袋里、不同时代的人的脑袋里可以出好多分货。指出，在历史研究中，理论和史料应 该并重。何兹全对傅氏非常尊敬，称他是自己的“恩师”；同时，他又引用一句名言， “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