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尽管徽学研究范围在不断拓展，但其作为社会经济史的主体性质是无法改变的。也正因具备了这一特质，使得徽学研究的范畴超越了地方史的界限，成为治明清史、历史文献文学或中国社会经济史者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
    日本学者鹤见尚弘指出说：“对于中国的中世和近代史研究是一件值得纪念的重要成就，是一件划期性事件，其意义可与曾给中国古代史带来飞速发展的殷墟出土文物和发现敦煌文书新资料媲美。它一定会给今后中国的中世和近代史研究带来一大转折。”[7 ]日本徽学研究专家臼井佐知子在一篇题为《徽州文书与徽学研究》的论文中也指出：“徽州研究的大特征可以说还是其丰富的资料。它包括徽州文书在内的庞大的资料的存在，使得对以往分别研究的各种课题作综合性研究成为可能。这些课题如土地所有关系、商工业、宗族和家族、地域社会、国家权力和地方行政系统、社会地位和阶级以及思想、文化等等。它也可以纠正局限于具体课题研究中容易产生的失误。而且，这些资料是延至民国时期的连续性资料，给我们提供了考察前近代社会和近代社会连续不断的中国社会的特征及其变化的重要线索。”（注：转引自周绍泉：《徽州文书与徽学》，《历史研究》，2000（1）。）美国学者约瑟夫·麦克德谟特（现任职于英国牛津大学）称包括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和家谱在内的徽州原始资料是“研究中华帝国后期社会与经济史的关键”。他认为：20世纪50-60年代，徽州地区自宋至民国千年契约文书的大量发现，“为了解中华帝国后期的社会与经济状况奠定了基础，从本质上揭示了明清时期该地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地租剥削率、地租与产品变化、典当和经商风俗、资本原始积累、乡村管理以及宗法活动等一系列人所关注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目前我们仅仅能考察或解决其中的很小一部分。此外，我们还可以依据这些资料，将一个个单个家庭、宗族、村庄或县城历史的来龙去脉等问题，置于六百或七百年的范围之内来考察。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中华帝国后期特别是明代社会经济史的远景描述，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徽州的原始资料”[8]。
    如果说20世纪20-70年代，研究徽州社会经济史还只是明清史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领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 的不断深入和中外史学交流的日益推进，徽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意识在中外史学界基 本已形成了共识。也正是因为如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徽学研究者开始自觉而有意 识地对这门学科进行了科学的讨论与研究，徽学或徽州学的专有名词也开始频繁地出现 在相关学者的论著、社会团体和研究机构中，如安徽省徽州学会、徽州地区徽学会、徽 州学研究所和徽学研究中心等。个别学术杂志在此时也开辟了《徽州学研究》的专栏。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日本、美国和荷兰等国家的一大批学者，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收藏徽州原始契约文书最多的北京、南京和安徽各地，进行学术交流。并在深入交流中，取得了对徽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共识。正如叶显恩在1984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所说：“四十年来，自傅衣凌教授始，对徽州历史作研究的学者愈来愈多，论著灿若群星。这是因为徽州不仅以它传世文化典籍之丰富而对学者产生吸引力，而且其本身的历史丰富多彩，在许多方面既有独特性，又有典型性。去年我访问哈佛大学期间，著名的历史学家、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孔非力（Philipkuhn）教授曾对我说，徽州的研究，丰富了中国的历史，使人们懂得了许多以前不知道的历史。的确如此，对徽州历史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探求中国历史的底蕴。面对徽州学研究方兴未艾的局面，去年夏天在纽约，周绍明（Josph·Mcdermott）博士和贺杰博士（Keith·Hazeton）就曾同我谈及建立国际性徽州学研究会的问题。”[9]
    我们看到，在日本史学界，徽学研究已蔚成风气，徽学作为一门学科也已见诸于每年的关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综述中，成为日本明清史学界和中国社会经济史界的共识。[10]中国大陆所举办的徽学国际会议，也已得到海内外学者的普遍认同和参加。徽学作为历史学领域的一门崭新学科，正在被海内外史学界广泛接受。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徽学同诸多现代学术研究领域一样，其学科的形成应当具有一定的规范性，如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学科体系的完整性和学科性质的客观性等。徽学作为一门新兴而相对较为稚嫩的学科，其形成的过程经历了中外学者几代人的艰辛努力。建立在丰富史料和扎实个案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徽学，其底蕴十分厚实。
    从徽学学科形成的过程，我们不难看出，一门学科的建立，必须经过扎实的科学研究，并进行广泛的中外交流。那种闭门造车，或以行政手段硬性改变一门学科性质和学科归属的做法，是经不起实践考验的，其结果只能是阻碍这门学科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A].干春松，等。王国维学术经典集[C].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
    [2]傅衣凌。序言[A].刘淼。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C].合肥：黄山书社，1988.
    [3]姜胜利。战后日本的明史研究[J].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5）。
    [4]陈学文。论徽州商业资本的形成及其特色[J].安徽史学通讯，1958（5）。
    [5]傅衣凌。明代徽州庄仆文约辑存--明代徽州庄仆制度之侧面的研究[J].文物参考 资料，1960（2）。
    [6]仁井田。明代徽州的庄仆制--特别是劳役婚[A].中国法制史研究。奴隶家妇法·家 族村落法[C].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2.
    [7][日]鹤见尚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收藏整理徽州千年契约文书[J].中国史 研究动态，1995（4）。
    [8][美]约瑟夫·麦克德谟特。徽州原始资料--研究中华帝国后期社会与经济史的关 键[J].卞利译。徽学通讯，1990（1）。
    [9]叶显恩。徽州学在海外[J].江淮论坛，1985（1）。
    [10][日]泷野正二郎。2000年日本史学界关于明清史的研究之六--徽学·徽州文书与 档案[J].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