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研究和评价20世纪中国史学，是发展21世纪中国史学的学术前提之一，是许多史学工作者十分关注的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已有一定程度的展开，取得了一些成果。本刊有志于继续推进这一重要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为促进21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略尽绵薄，乃组织刊发下列几篇文章，就理论、方法论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发表各自的见解，供读者参考。我们热忱期待着史学界的学者、专家围绕这方面的问题惠赐大作，发表宏论。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和评价20世纪中国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近20年来，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受到重视，出版了相当多的论文和专著，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相信在新的世纪，还会产生更多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毋庸讳言，也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现在提出来，与同仁共勉。
    一、不应把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对立起来
    所谓马克思主义史学，就是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历史学。历史学是一门研究过去的学问，它有自身的学科特点。历史学者在研究历史的时候，需要运用史料去揭示和反映过去了的客观的历史实际。历史认识的过程，就是历史学者的主观认识通过史料这个中介反映已经逝去了的“历史”的过程。而历史学者的主观认识又与他所运用的理论、他所掌握的手段和方法密切相关。因此，历史理论是任何一个历史学者研究历史时不可缺少的工具。运用史学理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独有特征，任何历史学都离不开历史理论，只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唯物史观有一种理论的自觉罢了。因此，评价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史学和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对立起来。
    过去常常用资产阶级史学家和无产阶级史学家区分史学家，用资产阶级历史学和无产阶级历史学划分历史学的种类，即简单地用阶级属性看待一个学者、一种学术，是很不科学的。这种作法在20世纪后期的史学总结中得到了纠正。与这种作法相类似，在近几年的史学评论中，却出现了另一种形式，即动辄就给历史学和历史学家划派，什么“史观派”、“唯物史观派”、“史料派”、“考证派”、“实证派”、“阶级观点派”、“历史主义派”等等，划分标准不一样，派别名称也就不同。有的人同时采取几种划分标准，以致一个史学家，一下子加入了几个史学派别。总之，派别是越来越多，让人多不胜记。而派别之间又总是有矛盾、有斗争。一个时期，这个派别得势了，另一个派别就失势了。到了另一个时期，双方的地位又颠倒过来。这种研究史学史的思维方式，说到底是没有摆脱过去片面运用阶级斗争观点研究历史的模式。这种模式过分地强调不同、强调对立，而看不到不同史学家在差异性中的共同性、统一性，自觉不自觉地在揭示了一方面历史事实的同时又掩盖了另一部分历史事实，从而导致论点的片面化和观点的偏狭或偏执。应该说，这是历史研究的大忌，对史学评论的健康发展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深入研究都会带来不好的影响。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其产生起，无论是在史观、史料还是治学方法上，都重视借鉴、吸收和批判传统史学和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果。同时，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也是肯定的；在历史观上，逐步认识到唯物史观的科学价值。他们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分歧。
    胡适与李大钊在思想上有分歧，曾有“问题与主义”之争。这种争论远没有后人所宣扬的那样剑拔弩张。实际上他们在学术观点上很多是相互尊重的，并保持较好的个人友谊。《胡适文存》第3集的扉页上写着：“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李大钊先生，王国维先生，梁启超先生，单不庵先生。”郭沫若十分推崇王国维研究甲骨文、金文的成就，将之比作“崔巍之楼阁”，说“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有人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所谓“史学范式”概括为重视宏观研究和理论阐释，忽视微观，蔑视考证，给人一种马克思主义史学只会搞“虚”的研究，不能搞“实”的研究之印象。而事实并非如此。早在20年代，李大钊在更新历史学的观念和科学论述史学要义的同时，对考证史实的重要性就一再强调，说：“关于考证个个史实的研究，虽在今日，仍不可忽视。”“历史理论与记述历史，都是一样要紧。”（《史学要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郭沫若在甲骨文、金文研究上成绩卓著，撰写了大量的考释文字，晚年又花费大量精力，搞《管子集校》，这些文字不是“考证”？范文澜著有《文心雕龙注》、《正史考略》、《群经概论》等书，每一部都带有浓厚的考证特色。因此，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只重虚不重实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另一方面，有的学者为了拔高考据史学的地位，又把以实证见长的史家说得神乎其神，说他们对理论不屑一顾。事实并不是这样。胡适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胡适因此被一些学者称作“考证学派”的精神领袖。但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却说，治史要有三个目的，就是明变、求因和评判。求因和评判不就是过去所说的“释古”吗？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刘向歆父子年谱》是扎实的考据之作，但又何妨他撰有大量的文化史、学术史、中国通史以及历史研究法之类的著述？
    现在，一些研究20世纪史学的朋友，总是津津乐道史学流派及其对立，特别热衷于炒作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矛盾。这种研究态度，还不如60多年前学者的雅量。所得认识的客观性、全面性，自然要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