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应意识形态化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占据主导地位。这期间，马克思主义史学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受到政治上“左”的思想的严重干扰，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过程中的失误，的确需要认真总结。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翦伯赞、范文澜等也在检讨自己解放前著作中的非历史主义观点。平心而论，在战争的年代里，出现一些非历史观点在所难免，然而他们并未因此而回护自己的错误。这种实事求是、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是值得称赞的。作为后人，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承认自己著作中的某些缺点，就否定他们的成就。尽管现在看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不少著作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但它们在解放前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是公认的，如顾颉刚对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样评价道：“郭先生应用马克思、莫尔甘等的学说，考察中国古代社会的真实情状，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伟著，书中不免有些宣传的意味，但富有独到的见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当代中国史学》，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版，第100页）。从另一个方面说，评价马克思主义史学，应更多地着眼于它的历史地位问题。任何作品，都有产生它的时代背景，都有它的历史局限性。克服这种历史局限性，是时代赋予后人的使命，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这种克服，不是简单地否定历史、否定前人，而是一种扬弃，其中既有继承，又有创新。
    近年，把20世纪50年代史学界所热烈讨论的重大问题如“古史分期问题”、“农民战争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说成是“假问题”，是一个时髦，其理由主要是：一、这些问题都是在政治话语的语境下提出的，语境改变，这些问题本身能否成立都是问题；二、从学术话语看，这些问题都是在西方话语的语境下提出的，是从西方的幻觉出发对东方历史的一种重新编码，与“欧洲中心论”有一定的关系。三、这些问题争论很久，最终也未形成定论。这些理由能否成立也值得怀疑，道理很简单：首先，这些问题都是构筑中国通史系统的基本问题，是绕不过去的问题。自梁启超提出“新史学”以来，中国史学家一直追求用新观点写出不同于传统史学的新的中国通史。30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即涉及到这些问题，以后通过进一步学习唯物史观，对这些问题有了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和条件，因此，从史学自身的发展来看，在五六十年代探讨这些问题是必然的。当然，这些问题的讨论规模如此之大，与政治环境有关，但不能说它们就是政治的产物。其次，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历史，不可避免地要使用相关的词汇。唯物史观确实是产生于西方，但它的理论指导意义并不限于西方。中国历史有自己的特殊性，但却不能封闭于世界。中国史学既要研究中国历史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共同性，也要研究自己的特殊性。30年代重视共同性的研究；40年代又逐渐重视了中国历史的特殊性。研究共同性还是特殊性的取向，与社会现实的需要是有关的。但这也不能成为判定一个命题是“假问题”的根据。最后，问题的讨论不一定都会得出结论。这里面既有理论方面的原因，也有史料方面的因素等。随着社会的变化，人们的研究重心发生了变化，这些一时难以搞清的问题不再成为热点问题，毫不奇怪。一旦条件具备，或许这些问题会再次成为历史学关注的重点。所以，不能因为现在将它们搁置起来，就说它们是“假问题”。问题的“假”与“不假”，关键看它们是不是历史问题，是不是在历史学上有研究的价值，而没有必要把它们与政治扯得太紧。
    把上述问题说成是“假问题”的，往往不是在这些问题上作过精深研究的学者。他们将这些问题判为“死刑”，主要不是依据学理，而是依据这些问题与政治的边缘关系作出的。真正有说服力的论断，还是要靠实实在在的学理的探究。当然，这样做很难，只有上具备多方面的基本功以及平心静气的研究方能至此。而这种扎实的功夫才是当前学术发展所需要的。
    三、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需要科学的态度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史学家总结经验教训，在发展唯物史观和运用唯物史观方面达到了新的水平。如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及多卷本《中国通史》、陈旭麓著的《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田余庆著的《东晋门阀政治》、唐长孺著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等，都创造性地运用了唯物史观，是学界公认的佳作，展示了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生机。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需要有科学的态度。根据当前存在的问题，我想以下几个方面是应当注意的：
    1.一定要实事求是。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不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偏概全、感情用事都是需要尽力避免的。大而空的论断不仅对揭示具体的历史事实无补，就是对总结经验教训也是无益的。
    2.要用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教条主义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史学需要认真清理。但把教条主义史学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既败坏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声誉，又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和创新。
    3.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要从大处着眼，要重视分析史学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史学家也是人，彼此之间存在个人矛盾是正常的。学术以外的个人关系不应成为研究的重点。
    4.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应在基本功上下工夫。事实表明，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并非易事，只读一些现当代史家的著作不行，还须有古今贯通的学识，因此在史学基本功方面用力也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