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颁行的《大统历》，是在元代《授时历》基础上稍加改造而成的，因年久失修，在日月食的预报工作中屡屡失验。《回回历法》的修定，强烈地折射出中国传统历法中的一些缺项和弱项，有力填补了这些方面的不足。《崇祯历书》曾言道：“至若岁差环转，岁实参差，天有经度，地有纬度，列宿有本行，月五星有本轮，日月有真会假会，皆古来所未闻，惟西国之历有之。而舍此数法，则交食凌犯，绝无密合之理。高皇帝曾命史臣吴伯宗与西域马沙亦黑翻译历书，盖以此也。”应该说，郭守敬的授时历与扎马鲁丁的万年历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明代的大统历又是以授时历为蓝本的，当然也间接地受到回回历的影响，况且明初回回司天监的黑的儿、阿都剌及监官郑阿里、监丞迭里月实等，亦均参与过大统历的编修。史载“洪武元年（1368）冬十月，征太史院使张佑、张忻，司农卿兼太史院史成隶，太史同知郭让、朱茂，司天少监王可大、石泽、李义，太监赵恂，太史院监侯刘孝忠，灵台郎张容，回回司天监黑的儿、阿都刺，司天监丞迭里月实一十四人，修定历数。二年夏四月，征元回回司天监官郑阿里等十一人，至京议历法、占天象。”（注：《明史纪事本末》卷73。）由此可知，明初编修的大统历与回回历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那么扎马鲁丁的“万年历”跟后来的“回回历”是否有别，它们之间有无关联呢？据《新元史·历志》载：“世祖至元四年，西域人扎马鲁丁用回回法撰万年历……其法为默特纳国王马哈麻所造，历元起西域阿刺必年，即随（隋）开皇已未”。《明史·历法志》亦载：“回回历法，西域默狄纳国王马哈麻所作……其历原用隋开皇已未，即其建国之年也”。不难看出，万年历、回回历均源于阿拉伯伊斯兰历法，但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伊斯兰教历有太阳历（宫分年）和太阴历（月分年）之分，前者主要供农牧生产之用，后者则用于伊斯兰教宗教活动。扎马鲁丁所进万年历，很可能依太阳历修成，由于它同中国传统历法大相径庭，故没能在元代长期通用。而后来回回司天监、回回历科所编制的回回历法，除提供皇家以备参用的太阳历外，还应包括印行于民间以满足穆斯林宗教生活需要的太阴历。
    根据明永乐时贝琳所编的《七政推步》，元明时期回回司天监天文学家还做过一件重要的工作，即他们根据当时的测定，编制了一份包括277颗星的中外恒星对译表。在这一成果中，黄道带上的星被分别按中外两类列出。
    自元朝设回回司天监，其人才的供应和补充，就成为一大问题。元初的回回天文家多来自西域伊斯兰地区，而后许多回回天文家则源于司天监自身的培养，也就是说，回回司天监兼负有培养天文人才的职能。至元十五年（1278），元廷设置太史院，确定其权限，“颁历之政归院，学校之设隶台”，即汉人、回回司天台兼有天文教育之使命。观回回司天监职员名目，就设有教授1员，阴阳人18员。另，至元二十二年（1285），回回苫思丁应旨“习阴阳勾当者”，待其学成，钦授宣命颁朔大夫，提点回回司天台事。（注：《元秘书监志》卷9。）
    总之，元代回回天文学的传入及在中国产生的巨大影响，一定程度上使中国人比较深刻地了解、认识到回回天文学的特点，朱元璋就曾曰：“天文之学其出于西域者，约而能精。”（注：王袆《王忠文公集》卷12《温都尔除回回司天少监诰》。）值得注意的是，明嘉靖、万历年间，唐顺之、周述学、陈壤、袁黄、雷宗等一批民间天文学者，也以所谓“熔回回法入大统术”，接收了回回天文学知识，并试图以回回天文学改造中国的传统历法。为此，他们撰成了《荆川历算书稿》、《大统·万年二历通议》、《历法新书》和《合璧连珠历法》等著作，这说明回回天文学对中国天文学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
    元朝回回天文学的传入，正好介于印度和欧洲天文学在华传播、运用的两大时段之间。它先与中国传统天文学，后与欧洲天文学并轨而行，前后延续四百余年，这在中国天文史上别无二例，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属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