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馆的职掌
    史馆制度确立后，历代虽有变化，然考其职掌，大致有二：一修前朝史，二修当代史。我国古代有为前朝修史的传统，“国可亡，史不可亡”（19）。“史记成败，示劝惩，不可废也”（20）。历代统治阶级都能认识到前朝的历史价值，不回避历史，重视历史的连续性和继承性。这种认识还是难能可贵的。因此说，我国古代史学的兴旺发达是与统治阶级的重视分不开的。我国史籍种类繁多，体例多变，其中，正史绵延数千年。《史记》创纪传体之先河，后为历代取法因循。纪传体篇帙宏伟，“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普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於天文地理、国典朝章隐显必赅，洪纤靡失”（21）。于是，纪传体被奉为正史，名列众史之首。史馆制度确立以前，正史皆为私人撰修，或一人成就，或父子袭业。唐代始，正史撰修之权才转由朝廷加以垄断，为前朝修史成为史馆的一项重要住务。贞观三年，史馆刚移禁中，太宗就诏修五代史，一时名臣硕儒萃集史馆，短短数年就修成五代史和晋史六部正史。另有南史、北史为李延寿私撰，然得力于史馆史料和政府的支持，才得以完成，又因李在史馆中任职，曾先后参加晋书和五代史志的编修，因此，世人仍把南、北二史归于史馆名下。迄后，宋修唐史，元修宋、辽、金史，明修元史，清修明史，历代相承。一部二十四史篇帙长达3259卷，堪称我国古代的一部百科全书。其中2525卷成书于史馆，是为史馆对我国历史文化的一大贡献。
    史馆的另一个任务就是撰修当代史，即实录和国史。实录是根据帝王的记注史料（或称记注档案）而修撰的一种编年体史书。最早出现于南朝之梁。我国古代有君举必书的传统，西周时就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22）的记载。北魏开始设专官负责记注，唐代设起居舍人和起居郎分掌，至宋更设起居院，记注制度趋于鼎盛，历元、明、清，世代延绵，形成了大批记注档案。为撰修当代史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原始史料。根据这些记注档案，按年月先后编成当朝的日历。史馆再根据日历等史料修成实录。自唐开始，每当一个皇帝死后，嗣位新君即命史馆撰修大行皇帝的实录，以后沿为定制。据统计，至清光绪朝止，历代共修有实录116部（23），但绝大部分现已遗失。唯明、清实录尚存完整。明代太祖至熹宗十五帝，共修实录十三部，计2909卷。清太祖至德宗十一朝，共修实录4355卷（24）。为我们保留下了丰富的历史史料。
    编修国史主要取材于实录。国史一般也是后代皇帝为前代编修，自史馆出现后，历代都曾大规模地编修国史。如唐代先后八次，宋代先后六次编修国史（25），明清时次数更加频繁。国史为纪传体史书，与正史大致相同。
    为了修史，史馆积累了大量的档案史料。凡当代帝王的记注史料、军国大政的记载、天文祥异、风土民情等都在收集之列。另外还有大量的前朝档案，包括实录、国史、档案原件、诸家传记、小说野史等等。史馆位崇势重，在档案史料的收集方面是很有成效的。为了修史，有时封建帝王也会不厌其烦地颁诏征集，甚至不惜重金收买史料。如宋咸平年间，真宗下诏收集史籍，“有进纳者，卷给千钱，三百卷以上，量材录用”（26）。因此，史馆不但是国家修史的御用机构，而且还是国家最大规模的档案图书保管机构。史馆设有专门保管库房，并设有一批低级胥吏负责具体的保管、整理和抄录工作，供史官修史之用。史馆对档案图书的收集保管，保证了修史工作的开展，同时在保存传播历史文化方面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我国自古史职尊崇，历代“无不建官分职，克慎其选”（27）。“一经此职，遂为名流”。史馆成为史官的会萃之所。史馆地置禁中，由宰相监领，名臣硕儒操刀，掌褒贬之大权，评历史之功过，一字褒贬，千载流传，对社会政治有着巨大的影响。受到历代帝王的重视。史馆是皇帝经常出入之所，皇帝亲自选择任命史官，有的皇帝还要亲自拟定编修规则，参加修史活动。唐太宗就曾亲自参加了《晋书》的撰着，他为宣帝、训帝二纪和陆机、王羲之两传撰写了论赞，《晋书》因此题为御撰。明太祖出身贫苦，文化不高，但也亲自参与了《元史》的撰修工作，“笔削皆取上裁，且见文稍深古者辄芟去”（28）。统治阶级把修史当作一项重大的政治活动，每当一史修成，都要举行隆重的献书仪式。对待参与修史的史官，“当世之君，莫不隆其礼命，形於诏奖，或蕃锡加等，或崇进异数，以至推恩而延赏，追美而饰终”（29）。可谓皇恩浩荡。历代最高统治者为什么如此热情地关注史馆的修史活动呢？纠其原由，主要有四：其一，需要通过修史借鉴前朝经验。唐宗宋祖身经乱世，深感以史为鉴之重要；朱明王朝以布衣得天下，极需借鉴前世之兴衰；元、清建国文化落后，更奉汉族王朝治国经验为圭臬。其二，设立史馆为前朝修史，可以证明新王朝的合法地位。史学上的“正统”之说在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一定程度上左右着民心的相向。历史上得中国者未可以言正统，“夷狄行中国之事曰‘僭’，人臣篡人君之位曰‘逆’”（30）。新王朝建立后，最关心的就是要自圆其正统说，“正统之说立，而后人君之位尊”（31）。为此，“千余年来，陋儒{K18B01.jpg}{K18B01.jpg}於此事，攘臂张目，笔斗舌战，支离蔓衍，不可究诘”（32）。就连那些偏国鄙邦，虽不敢与中原王朝争正统，也要通过修史编造一些君权神授的神话，证明自己的政权也同样有命在天。其三，需要用修史点缀升平，铺张门面，笼络士人，特别是吸引那些“不食周粟”的前朝遗贤，消磨他们的敌对意识。如明初，明太祖曾诏山林遗逸之士十多人同修元史，“时杨维桢年七十余，亦聘至修史，史成，作老客妇吟，见意放归”（33）。清为修明史专开“博学鸿词科”网罗明末遗士，后又以官、俸相诱，终于取得五十多人。清政府曾请明末着名学者黄宗羲协助编修明史，遭到拒绝，但答应以通信方式协助。他的学生万斯同则以布衣身分参与明史的编修。他们怀恋故国，“惟恐众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乱贤奸之迹，暗昧而不明耳”（34）。其四，通过史馆垄断修史，控制褒贬大权，宣扬本阶级的思想，为本朝统治者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修史，特别是修当代史直接关系到统治阶级的毁誉，当然受到统治阶级的最大关注，如北齐神武帝曾对着作郎魏收说：“我后代声名，在于卿手，最是要事，勿谓我不知”（35）。一语道破了统治阶级关心修史的阴私。